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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情况 【打印】
    信件标题 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涉密机要电脑等盗案,恳请协助侦破
    信件编号 2147483647 来信时间 2020-02-02 22:58:30
    信件内容
    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涉密机要电脑等盗案,恳请协助侦破
    尊敬的局长:
    您好!
    2009年,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发生涉密电脑等四起盗窃。厦门市思明区分局‘反盗窃中队’以涉密电脑盗窃单一侦破,没有进展。2017年1月,本人代表几名职工,恳请‘改变单一侦破’方式,以涉密电脑盗窃,与另一起也报过案也出过警也提取了现场证据的盗窃,组成有关联有实质性突破的‘两案并破’。如此,证据更多更定案或破案。但无进展。2019年6月,厦门市警务督察处反馈督察信息,从中得知所述‘反盗窃中队’,‘故意弄虚作假“不破案”’。恳请有关部门督查也无效。为惩恶扬善!所述案件,恳请领导,以同行经验与思维、意外线索,等等,协助侦破。谢谢!
    附1:
    以‘事实事实’为依据!公安信息透露,‘反盗窃中队’,具有‘故意弄虚作假“不破案”’行为(2页) 
    附2:
    恳请都出过警都提取了证据的‘两案并破’多年,至今没有进展,恳请督察(10页)
    附3:
    办事处涉密电脑等三起盗窃详情(13页)
    附4:
    办事处招待所402房盗案详情(78页)
    附5:
    ‘40多个证据’排尽合理怀疑形成证据链(84页)
    附6  作案人会操作敢操作盗案,盗窃等怪事几乎都是围绕‘财务漏洞’(大金额前不封头)捞钱(164页)
    附1:
    以‘事实事实’为依据!公安信息透露,‘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反盗窃中队’,侦办中具有‘故意弄虚作假“不破案”’行为。恳请查实,并严肃法纪,严格问责,督促正常早日破案。
    
    尊敬的有关领导:
    您好!
    以下以‘事实依据’汇报:
    
    一、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成立以来,发生四起盗窃,时间都是2009年。分别是:
           
    1、2009年8月7日,办事处招待所701号房叶碧华租住房间,与招待所603号房纪燕红租住房间,这两间租住房发生盗窃。当时,考虑盗窃金额较小与政府对外形象,便没有报案。如此,招待所701号与603号这两间房盗窃,没有公安出警,没有公安现场采集证据信息(事实依据)。
    2、 2009年8月10日,办事处办公室涉密机要电脑被盗。报案后,思明区刑侦大队出警,以涉密机要性质的高度重视,用较先进仪器到现场提取了有关证据信息(事实依据)。
    3、2009年11月1日,招待所402号房李玉琼租住房间发生盗窃。报案后,思明区嘉莲派出所出警,到现场提取了有关证据信息(事实依据)。
    二、以事实事实为依据!有公安信息透露:
    ‘厦门思明区公安分局反盗窃中队’,侦办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涉密电脑等盗案中,具有“故意弄虚作假‘不破案’”行为。
    发现此信息线索是这样的:
    冉福生以书面材料恳请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警务督察处‘督察’侦破。2019年6月20日下午17时,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警务督察处,以电话号码(05922055587),与冉福生通话约8分钟,对冉福生所恳请督促的案件给予答复(可调出通话的录音查证,也可查找通话所依据的有关证据资料)。从中得知以下情况:
    ‘思明区公安分局反盗窃中队’,在侦破所述案件中,以这样两起盗窃并案侦破:
    一是09年8月10日涉密电脑盗窃(思明区刑大出警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立案),二是09年8月7日招待所701号房叶碧华所租住房间盗窃(特请注意:
    此房间发案后,没有报案,公安没出过警,更没有公安到现场提取过有关证据信息,是其它案发生后顺带补汇报的);反盗窃中队将所述涉密电脑盗窃与701号叶碧华租住房盗窃并案后,侦破没有结果。
    从所述电话回答中,冉福生才得知反盗窃中队侦破中所并的两案,不是冉福生向有关部门(包括反盗窃中队)恳请侦破所并的‘两案’。如此,有必要强调:
    
    1、冉福生一直恳请的‘两案并破’:
    是将所述09年8月10日涉密机要电脑盗窃(思明区刑大出警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立案),与09年11月1日(相隔2个多月)招待所402李玉琼所租住房间盗窃(思明区嘉莲派出所出警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立案)并案。所恳请的‘並破两案’,‘都出过警都提取了现场证据信息’。这两起盗窃,都是同一单位且多证据都显内盗,有紧密关联、对比样本、侦破条件与证据价值等,如此并案‘证据更多更充分更定案或破案’。
    2、反盗窃中队所并的其中一案,即招待所701号房叶碧华所租房盗窃,是‘没有’提取现场有关证据信息,是几乎没有价值‘不便侦破’的。因此,冉福生恳请的与反盗窃中队所操作的,虽都是两案并破,然‘表面相似,本质不同’。
    3、当然,‘反盗窃中队’有并案自主权。不过,‘相对于’冉福生一直恳请的有关部门(包括反盗窃中队)已经知道的‘两案并破’,那就具有针对性的‘弄虚作假’忽悠了。原因是:
    冉福生多年恳请的并案,是将涉密电脑盗窃,与同单位另一起也报过案也出过警也提取了现场证据信息的402房盗窃,即,涉密电脑盗窃与402房盗窃,组合‘两案并破’。如此证据更多更充分更定案或破案。而反盗窃中队,在不是为成绩增多案件数的年终时期(此线索信息产生时间是6月份),以涉密电脑盗窃,与另一起‘当时没报过案没公安出警更没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的701房盗窃,即,涉密电脑盗窃与701房盗窃,组合‘两案并破’。如此,可含糊告之:
    并案侦破无结果。这样,不但忽悠公民放弃恳请,还忽悠不明真相的有关部门与相关领导,让他们认为恳请公民是‘无理取闹’,‘不予理睬’。更重要的是:
    反盗窃中队,有意挑选没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的盗窃并破(701房),不但‘导致不便侦破’结果,还可‘隐瞒可破真相’。
    专业中队如此并案侦破,以常规破案分析,是否正常?
    三、综合分析,是‘故意混淆弄错’‘不破案’
    1、冉福生所恳请的,是‘都出过警都提取了证据’的两盗窃并破,8万多字,思路明晰。其所恳请的‘两起盗窃’并案,非常清楚的说明了每个盗窃发案的具体时间与具体房间,什么公安大队出警,那些房间提取了证据信息,等等,都是有证据价值的。
    2、‘被督察部门’向‘督察’部门汇报案情,应该是非常慎重、严肃与严谨的事。思明区反盗窃中队向厦门市‘警务督察处’汇报的‘并破两盗窃’,其中的招待所701号房叶碧华所租房盗窃:
    没报过案没公安出警更没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侦破涉密电脑盗窃中补充汇报的),是几乎没有证据价值不便侦破的盗窃。这说明,较长时间,反盗窃中队,对所述盗案侦破,是有预谋的有针对性的,对有关部门与恳请公民,‘故意混淆’玩‘假侦破’的忽悠。
    3、一般是多个专业公安会同办案。并案道理都知道,容易在仅四起盗窃中,比较分析发现所并案是否正常。反盗窃中队‘两案并破’,其中一盗窃‘没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几乎是‘不便侦破的’。可较长时间,确没有一个办案警员提出异议。是否负责人特别授意了‘故意混淆’。
    4、不是年终为了总结成绩增多案件数。发现此线索信息的时间是2019年6月20日,不是年终时间。即使年终冲案件,也应是提取证据有侦破价值的402房盗案排在前面。 
    四、‘弄虚作假’产生多个负面后果
    并破两案。冉福生恳请的‘都提取了’现场有关证据信息,具有‘证据更多更充分更定案或破案’的侦破价值。而思明区反盗窃中队所并其中一案,‘没有’提取现场有关证据信息,是几乎没有证据价值‘不便侦破’的。因此,两者是‘表面相似,然而本质不同’。造成后果是:
    
    1、如此‘故意弄虚作假’,导致案件不会侦破。冉福生多年恳请‘都出过警都提取过现场证据’的‘两案并破’,至今无果,或许‘原因就在于此’。
    2、相对于冉福生一直恳请有关部门(包括反盗窃中队)已经知道的‘两案并破’,反盗窃中队以本质不同的含糊的‘两案并破’,应对有关部门和恳请公民,则是‘弄虚作假’的忽悠。如此不但不会破案,还可忽悠相关部门相关领导与恳请公民:
    是‘并案侦破’了的,但没有结果。这样形成的后果:
    不但隐瞒可破真相,让恳请公民放弃恳请,还可让被忽悠的有关部门与领导不明真相,以相信公安权威的思维,对恳请的公民产生反感,认为恳请公民是在‘无理取闹’,‘不予理睬’。
    3、对待上级督查程序上。如果承办人员(或负责人),以相信‘反盗窃中队’权威,也按‘思明区反盗窃中队’的‘故意弄虚作假’口径向上级‘反馈’信息,则更容易形成上下相关部门都相信忽悠,无意识的构成掩护‘弄虚作假不破案’屏障,助长‘假破案’习气。
    4、以‘内行经验’欺骗,不容易发现,也难以识别鉴别。此前,冉福生还一直以为‘思明区反盗窃中队’侦破的是‘冉福生所恳请’具有侦破价值的两盗窃,如果不是听到厦门市公安‘警务督察处’反馈,将会被长期‘蒙’下去。在此,‘衷心’感谢厦门市‘警务督察处’恩人。
    5、案件不在大小,关键是‘作假性质’:
    ‘公安内行办案经验’作假,可弄出更多欺骗方式,不但导致案件‘假破案’,还可能造成‘怪事’。
    6、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观察使用某种药的试用效果。甲乙丙丁四人,只给甲与乙服用了药,而丙与丁没有服用药。应该观察甲与乙服用药后的身体反应情况。可观察员确找没有服用药的丙或丁来观察,最后以没有药效或不是因某种药产生的症状公布结果。这样操作,会是真实结果吗?不会害人吗?
    五、所述四起盗窃,多个证据显示是内盗,性质是栽赃,四个内部人员涉嫌(详情见案件资料)
    如:
    被盗窃房间都是三楼以上。进入四起盗窃现场,必须分别经过十道门,所述‘十道门’上面的锁(九把机械锁与一把电子锁)都是通过钥匙正常顺利开启,门锁外部与锁具内芯都无技术性伤害。被盗后,十道门锁不但正常开启且无异样感觉,以后还长时间的继续使用。警官现场堪验,也初步判断是内部人员所为。再如,以往租住过招待所被盗房间的客人,能配有四起盗窃的钥匙不可能。还有,携带较大主机与显示器整套老式电脑,或装有这么大体积的包裹,物业管理没发现带出。
    8月初发生三起盗窃后,办事处便在内部管理区域安了监控。11月招待所402房发生盗窃,公安调出监控,发现空白无法察看。寻找原因,发现监控的电源输入线插头,被有人从电源插座中取出,丢放到一边,导致断电。此事,只有办事处两名内部职工,才知道监控电源房间且有钥匙进入。 
    询问多个物管,四起盗窃发生期间,附近几个小区几佰户人家都没发生盗窃。
    六、2019年8月1日,厦门思明区反盗窃中队来电话相约,于是,本人在8月2日,去了该反盗窃中队办公室。一个自称是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警务督察处的警官,给本人看一张表。表格正面有一栏叙述这样两案并破:
    将09年8月10日涉密电脑盗窃(思明区刑大出警提取信息立案),与09年8月7日招待所701号房叶碧华所租住房间盗窃(此房公安没有出过警,没提取过有关信息)并破。本人阅后解释,这不是我恳请的两案并破。然后,这位督察处警官将表页翻向背面,叫本人在一个‘诉求’栏里填写诉求内容。于是,本人在这个‘诉求’栏内填写了以下内容:
    将所述09年8月10日涉密电脑盗窃(思明刑大出警提取过信息立案),与09年11月1日(都是同年)招待所‘402李玉琼所租住房间盗窃’(嘉莲派出所出警提起过信息立案)。两起盗窃公安都出过警,且‘都在两起盗窃的现场提取了有关信息’。如此并案侦破,可达到‘证据更多更充分更定案’效果。填写完后,这位督察处警官叫本人在所填写的诉求栏签名。于是,本人在‘紧挨着填写的诉求文字地方’,写了冉福生名字。
    七、2019年12月,已经通过书面恳请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警务督察处,保存好所述案‘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材料’。同时,还向厦门市纪监委、厦门市检察院、福建省信访办等多个部门,通过网上恳请,善意的叮嘱厦门市公安警务督察处,保存好所述案‘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材料’。
    
    
    
    
    
    
    附2:
    恳请都出过警都提取了证据的‘两案并破’多年,至今没有进展,恳请督察!
    
    尊敬的厦门极速飞艇官网领导:
    您们好!
    一、2009年8月10日至当年11月1日,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发生机要电脑等四起盗窃(都怪作案人‘惹些事’)。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过去‘单一侦破’。2017年1月开始,本人代表多名职工,连续向厦门极速飞艇官网有关部门恳请所述‘都出过警都提取过现场证据信息’的‘相关两案并破’,可至今‘没有向前’。
    二、所述‘相关两案并破’:
    一是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出过警的‘办事处涉密电脑盗案’(发案时间:
    2009年8月10日,地点:
    重庆驻福建办),二是厦门市嘉莲派出所出过警的‘办事处招待所402室盗案’(发案时间:
    2009年11月1日,地点:
    重庆驻福建办)。两案都提取了现场指纹、DNA、鞋印足迹等信息。以重视涉密性质的提取,其数量多质量好,还有完好对比样本,具有鉴定价值。‘两案都发生在同一个单位,发案时间相邻仅三个月。多证据表明是同一个人内盗,且分析后案具有转移前案内盗视线,以此迷惑职工与转移侦破思维’等特征。多证据多事实证明‘两案’具有多个关联与侦破条件,符合并案侦破思路。
    三、重庆市政府非常重视所述盗案,发案后当即跨省与福建公安对接,随即特请重庆极速飞艇官网安排干警,专程赴厦门市,与当地公安局沟通。
    冉福生是发案单位一般正式职工,发案期从事被盗单位有关后勤及招待所事务的管理,对办事处被盗事宜有一定责任。其实,现实社会有关问题,已经表明:
    恳请公安侦破,并不一定非要单位的领导或受单位领导的委托,即使不是单位职工,‘道路不平傍人铲’,中国甚至外国公民,也是可以恳请配合公安破案的。请看:
    长春长生假疫苗案,‘幸得’单位一般职工举报。中国福利彩票贪污案,‘全得’外单位人员举报。
    四、恳请过程:
    
    2017年1月开始:
    一是‘相关两案并破’思路与资料,向厦门思明区公安分局反盗窃中队汇报过。
    二是多次思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接待日,到过思明区公安分局信访办,但“信访警官”都不安排值班局长接待。
    三是多次到过极速飞艇官网信访办,受到过有关警官接待,也非常感谢。可效果:
    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既然无果,2018年4月以后,就不便再打扰厦门市公安的有关信访部门了。
    所述盗案,还恳请过厦门极速飞艇官网督察处与厦门市政法委督察处。可仍是‘杳无音信’。
    2018年9月,思明区反盗窃中队警官,约本人谈及侦破情况。以最基本逻辑判断:
    所述的‘两案并破’,侦破‘没有向前’。
    五、为惩恶扬善,在此,恳请贵局以所述‘两案并破’,如此,证据更多更可定案。(都怪作案人‘惹事’)
    
    
    
    
    
    
    
    
    
    
    
    
    
    
    
    
    
    
    附3   福建办涉密电脑等三起盗案详情
    (含‘11个证据’详细认定明显内盗)
    
    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事处(现改为‘重庆市政府驻广东办事处福建联络处’)(以下简称‘福建办’),福建办发案时单位所处地址,也是当时案发现场地址是:
    ‘金尚路73号(思明区华福小区B栋2楼)’。2013年,福建办所有资产变卖,于是福建办搬迁到:
    厦门市嘉禾路25号(新景中心C栋2801室)。
    2009年8月7日下午,福建办招待所603号与701号两间长期租赁房被盗。紧接着,8月10日早上约8点半,发现涉密电脑被盗。三天三起盗案。其间隔的8-9日为星期六与星期天双休日(这个间隔时间也是作案人有意预谋策划的,见后面分析)。
    一、思明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及时立案并迅即到达现场侦察,提取了有关痕迹信息
    分析认为,内部职工曾庆伟涉嫌最大。
    发现涉密电脑被盗时间,是2009年8月10日早上8点半。约9时,曾庆伟挂110电话,以涉密电脑被盗报案。厦门是对台前钱,既然所盗电脑属‘涉密’,又是直辖市的副厅级政府机关,因此,公安局相当重视,思明区刑侦队迅即到达现场,并及时专车拉来特别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放置被盗电脑的桌面、地面及周围环境等现场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勘察,采集了有关痕迹信息等证据。
    当时的案件负责人是刑侦队王微队长。
    2010年10月该案移交思明区刑侦队反盗窃小组继续侦办。 
    其间,辖区的嘉莲派出所也关注此案。
    被盗电脑以‘涉密’报案,重庆市政府与厦门有关部门相当重视,一直关注此案。案发后,重庆市政府还特请重庆极速飞艇官网安排干警,专程前来厦门,与思明区公安局沟通,了解案情。
    在8月10日涉密电脑被盗之前的两天,也就是2009年8月7日下午(相隔周六与周日两天之前的一天,为星期五),福建办招待所603号与701号房也发生盗窃。涉密电脑勘察完后,紧接着,思明区刑侦队白队长又亲自去招待所被盗房间仔细查看勘察过。(603号房住客叫纪燕红,手机号:
    15959****。701号住客叫叶碧华,小灵通号:
    0592-801****)。
    如此,三起案件具有三个同一:
    1、同一时间发生:
    8月7日与8月10日,‘其间隔的两天为周六周日双休时间,之所以这样选择后再连续作案是有道理的’(见后面的作案过程分析)。2、同一地点实施:
    都在福建办事处。3、同一手法操作:
    三起盗案都是明显内盗。
    当时,办事处附近及所在小区没有盗案发生。
    二、‘表明内盗’具有多个证据或依据,可判断盗案性质和锁定重大涉嫌人
    (一)具有11个证据锁定认定福建办盗案是内盗,性质是栽赃
    1、一是进入三起盗窃的现场必须经过八道门,所述‘八道门’上面的锁(七把机械锁与一把电子锁)都是通过钥匙正常顺利开启,门锁外部与锁具内芯都无技术性伤害。被盗后,八道门锁不但正常开启且无异样感觉,以后还长时间的继续使用,这是认定内盗最重要的依据。世上有所谓万能钥匙,无非是一种特制技术工具。有两点理由否定福建办盗案不是这种特制技术工具开启的:
    一是从常规作案方式考虑,盗窃电脑等小物品的小偷,一般只有一种特制技术工具,事前踩点看好某几个房屋的门锁与这一把特制技术工具匹配,才一次性开启某几个房屋的门锁作案。福建办盗案涉及八道门,其锁具的厂家不一,型号不一,规格不一,其中还有电子门锁,不是一把特制技术工具就能全部打开的。二是通过这种常规技术性工具开启后的锁,锁的内芯会受到破坏,换句话说这些锁巳被技术性开启捣损坏了,再开启不但有异常感觉,而且不能再使用了。发案后,公安现场勘察,特别认真试过进入办公室区域等现场防盗铁门的锁,认定不是所谓‘万能钥匙’技术性工具打开。老公安(白队长)等警官,特别检查锁具,认为钥匙正常打开。既然涉及被盗房间八把进出的门锁,外观与内芯都没有损坏,开启跟平时一样,无异常感觉,以后当然继续便用。由此可见,福建办盗案,是有人利用正常钥匙正常性开启造成的。进入办公区域必经第一第二两道铁门,这两道铁门锁,需用钥匙旋转几圈后才能开启。到办公区域后,若要进入具体各个房间,还要开启各个具体房间的木门。由于被盗涉密电脑的办公室是办公区域内其中的一间房,因此,进去必经第一第二两道铁门与具体办公室的第三道木门,共三道门锁。2009年8月盗案发生后,当时认为涉嫌人是7月底被辞退的临时工赵海伟,为防止他配制了福建办钥匙再来盗窃,于是更换了进入办公区域第二道铁门的锁。其它门锁没有更换,继续使用。时间相隔近半年,到2010年春节,曾庆伟散布说他那间具体办公室的木门锁哪个人都开得了,发生盗案是有人对他特别陷害,言外之意在办公区域经协处房间上班的冉福生,也具有进入他办公室盗窃电脑之嫌。为此,新来的叶霖园主任作了特别安排:
    不管是否涉及盗案,只要是办公场地内的锁,全部更换。这样,进出放置涉密电脑办公室最外面第一道铁门锁与进入最里面具体办公室房间的第三道木门锁,用到此时才更换。招待所701被盗房的门锁本是好的,但701房客人担心有人再用钥匙作案,发生盗案后没几天,便要求更换。此要求符合情理,办事处随即更换了该房间铁门木门两道门锁。招待所603被盗房门锁当时没有更换,继续使用长达一年多时间。2010年10月,该房间电路出了故障,办事处请维修人员为该房整理电路时,客人顺便说明该房被盗过,还是有些不放心,请办事处把该房的铁门木门两道门锁更换掉。要求合情合理,于是此房间门的锁用到这时才更换的。至于进出招待所的大门,是电子门锁,一直继续用到2011年3月底,确实老化不能再使用了才更换为新的。总之,所盗房间进出的门锁都是好的,以后虽更换,但都不是盗案发生后锁具糟到技术性破坏不能使用的原因。
    2、二是三起盗案的房间全部窗户无翻越进出痕迹。三起盗案的房间要么从唯一的门口进入,要么翻越窗户进入。现场勘察,所盗房间的窗台一带无翻越进出痕迹。
    为弄清案情,事过多月,冉福生在不同时间询问过不同民工:
    “如果小偷要从窗口翻越进去偷盗603房与701房的东西,可不可能?”民工看了看,摆了摆头说:
    “这么高的楼层,外面还挂有空调散热箱档头,一不小心摔掉下去,死得惨!而且大白天四周都有人,随时都可以看见,根本不可能。”(招待所603房与701房分别为六楼与七楼,两间房都是8月7日下午的大白天被盗)
    办公室位于二楼,底楼是带有一个夹层楼的较高门面(既然带夹层楼,办公室的高度也相当于一般楼房的三楼了)。这个底楼门面当时出租给一个老板(名叫‘廖潘同’,手机:
    13799277***)做按摩生意,挂的牌子是‘卿卿按摩中心’。被盗办公室房间有窗户那一面,其下边恰好是卿卿按摩中心的大门口。由于卿卿按摩中心的门前是一条街道,白天不会有人明目张胆的攀爬墙壁,晚上有按摩广告牌的通霄霓虹灯闪耀,而且随时有巡逻保安经过,加之墙壁也是光滑的。因此,带着又大又重台式电脑主机和显示器,不容易从外墙搬动下来,摔下去不死也会重伤。再说为一个不太值钱的旧东西也犯不着这样玩命。最关键的是窗台一带无翻越进出痕迹。
    3、三是被盗现场与一般外贼纯偷盗行为完全相悖。偷盗涉密电脑,外贼必须通过钥匙旋转几圈打开第一第二两大铁门后,才能进入办公区域,除旋转半圈便很容易打开办公区域的办公室木门外,办公区域的另几道房间(经协处,主任办公室,转角房,仓库房)也是木门,也能旋转半圈轻而易举被打开。换句话说,只要能打开第一第二两大铁门进入办公区域后,则办公区域内的其它木门房间便可轻而易举的打开进入。但奇怪的是,小偷只打开办公室一道木门,且只偷该房间涉密整台电脑(主机、显示屏、键盘和鼠标),同是一个办公室且新旧程度完全一样的其它电脑和其它物品一点都不沾边。区域内可顺手开启的另几道木门的房间也不进入,根本没心思关心同是一个区域其它房间的保险柜、电脑、抽屉、铁皮柜等物品。总之,现场没有‘能进则进、能撬则撬、能捞则捞、一片狼藉’的贪婪现象,连一点动过其它物品的痕迹都没有。这与正常的外贼纯偷盗行为完全相悖。内情人知道,所谓涉密电脑是台旧电脑,其涉密价值不是很高。因此,小偷冒这么大的风险,但只偷盗涉密价值与机体价值都不高的所谓涉密电脑,可说明是别有用心、另有目的的。
    4、四是带上体积大且无多少价值的旧电脑走出小区,容易被发现,外贼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不论白天或是夜晚,小区都有保安值班,进出的人也较多。小偷不是白痴,一般是偷窃携带方便的物品,如果带上整台旧电脑(主机、显示屏、键盘与鼠标)从小区走出,体积较大,容易被发现,抓到可能还要挨打。旧电脑只值几佰仟吧元,这样的风险,犯不着。据了解,盗案发生后,公安以涉密电脑办案,即时布控,看过那几天这一带监控录像,盘查过那个时间段在这一带活动的出租车。冉福生也注意打听过小区的人,结论是:
    都没看到携带上电脑或携带上可能装有电脑包裹的人在小区显现和走出。
    5、五是插在涉密电脑上价值3000元的一个财务软件小偷不带走,放在涉密电脑桌的台面上,分析也是别有用心。一个金算盘品牌的财务软件,买时价格3000元,类似U盘(比U盘稍大一点),储存有福建办小单位财务账目。盗贼从电脑上拨下来,由于这个软件小巧方便,完全可顺手揣进腰包带走。一般的U盘也要值几佰元,这个软件买价3000元,可小偷不带走。分析认为:
    A、如果是外贼,为了机密资料会拿到手带走(软件插在涉密电脑上,很容易想到带有涉密的相关信息),为了钱财也会拿到手带走(几仟元,相当于一台电脑价值),还有方便携带,顺手揣进腰包即可拿走。但小偷没要,可辅助说明外贼可能性小,盗案目的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机密。B、如果不是外盗,是内部人(比如重大涉嫌人曾庆伟)作案后故意留在那儿,可向人们暗示:
    盗窃不为钱财,也不为机密,而是特种目的。什么特种目的呢?除钱财与机密目的外,曾庆伟专用经手的涉密电脑丢了,曾庆伟负有一定责任。如此,这样的结果给操作涉密电脑的曾庆伟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是有人故意给他使坏。谁会这样做?赵海伟与曾庆伟有明显隔阂,其隔阂还不小,两人曾经还发生过惊动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明显冲突的事件。如此,联想内部人员之间的矛盾及巳发生的招待所二起盗案都是用钥匙顺利开启房间的手法,很容易认定是内贼,且很容易想到最大涉嫌人是赵海伟。这样,便可达到栽赃内部人员赵海伟的目的。因此,这个软件留在电脑台桌上也是有作用的,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留在那儿作引导暗示的。
    当然,留下这个财务软件还有这样的可能:
    警察来了,曾庆伟将这个财务软件主动交给警察,说明是小偷留下的。以后警察发现现场只有他足迹时,他便可以向警察狡辩:
    他当时拿取这个财务软件进入过现场,这样,现场当然会留下他的足迹。以此狡辩,达到掩饰他真正盗窃涉密电脑产生的足印痕迹。但是,曾庆伟40多岁数又聪明,正常情理,防粘边说不清楚或者保护现场都不会进入现场。更涉密的是,现场留下‘整套盗窃与转移路径’是他无法解释的。
    由此可见,还有必要防止曾庆伟找歪歪理由狡辩。
    6、六是从三起盗案综合分析,性质是对内部人员的栽赃陷害,只有内部的人才会这样操作。原因是:
    外面的人不清楚哪台是涉密电脑,也不容易想到采用这种偷盗方式来栽赃,且实施这种方式也较难。因此,外面的人要陷害内部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7、七是以往租住过招待所被盗房间的客人,配过钥匙返回来盗窃几乎不可能。招待所与私人住宅一样,多年经营都是签订协议,按月租赁,不是宾馆似的天天换客接待。三件盗案发案时间是8月7日至8月10日(其间的8月8日与9日是星期六与星期天),此三天可视为同一时间。如果是过去租住过的603房与701房的客人,各自配过自己所租住过房间铁门木门的钥匙返回来做三起盗案。那么这两家客人不但要相约在同一时间回来,还要相约有条件证据盗窃办公室涉密电脑的人在此时到位。这样三方联手配合,才能作成同时发生的三起盗案。偷盗期间,还必须有一方协调三方关系。协调多方不容易,多人做案都明白容易暴露,加之所盗物品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几方租住客在同一时间返回来盗窃做案几乎不可能。那么,只有这样的人:
    既具有进入招待所603房与701房,又具有进入办公室房,共拥有八道门钥匙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是谁呢?赵海伟既在管理招待所,日常办公座位也在办公室。答案很明显——内部人,赵海伟涉嫌最大。
    8、不会有敞开三道门离开办公场所的现象。平时来福建办的人较少,即使有人来,也是事前手机联系后才来。福建办过去上班人数至少五人以上,多的时候达到八人,从没发现某个职工敞开一道门离开办公场所的现象。发案几天,上班只有冉福生与曾庆伟,此期间是移交完工作后,处于关门休整在电脑网上办公状态。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周六与周日更有安全警惕意识。知道没其他人,所以,平时进屋习惯是开一道门,随后将此门关上,再接着开下一道门;离开时习惯是关一道门,然后转几圈反锁,再接着关下一道门,绝不会敞开自己办公的三道门进来或离走。在周六与周日更会注意安全。还有,办公区域最外面的门装在一个外阳台的过道上,虽门边有铝合金条网状护栏,但小区很多位置都可看见这个过道似的外阳台情况。小区保安无论白天或晚上,巡逻过程中发现门没关好也会及时提醒(曾庆伟当时就住在小区周转房)。如果有敞开三道门让小偷趁机盗走电脑的可能,则小偷盗走后一般不会关门,或即使顺手关好也无钥匙钮动几圈让锁具长舌头伸出反锁的效果。发案后,曾庆伟发现涉密电脑被盗,没有说过当时有什么门敞开,也没说过开门时用钥匙钮动锁具无反锁几圈才伸出长舌头的异常现象。说明他进去时门不但关好,而且是用钥匙钮动几圈伸出长舌头反锁好的。再说,加上招待所二起盗案,涉及八道门,不会八道门都在这三天敞开让小偷轻松入室吧!
    9、八是分析盗案为有意栽赃内部特定人员。那么作案人也是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指向’的故意做成‘内盗现场’,暗示内部特定人员,让人们认定是内部人作的案,以此达到栽赃内部特定人员的特别目的。
    经分析,所述案件具有栽赃性质。赵海伟辞退前管理招待所。于是作案人在8月7日先有意作成二起招待所内盗案,让管理过招待所的赵海伟粘上涉嫌偷盗的影响。可这期间招待所被正式职工冉福生接管了,虽然赵海伟作案涉嫌较大,但毕竟还有冉福生这个涉嫌人。两个涉嫌人,指向不明。还有,时间紧,要人们尽快马上认定涉嫌人为赵海伟,达到及时打销掉广东办还想让赵海伟再回来的念头,必须再增加依据。于是又在8月10日(其间仅过周六周日双休日)有意做成办公室内涉密电脑被盗案。赵海伟辞退前不光管理招待所,而且他日常办公就座在办公室房间。这样,赵海伟不但接触过招待所钥匙,而且还接触过办公室钥匙。现在,招待所与办公室两个环境同时发生盗案,且是内盗,指向明确,赵海伟涉嫌最大。既然要在短时间内达到栽赃目的,‘多方面’‘多角度’做成特别的内盗现场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形成多疑点的犯罪链条指向,才能让人们的注意力在内盗上思考涉嫌人,继而快速的锁定被栽赃的具体‘涉嫌人’。
    10、九是如果现场勘察结果没有外面人员的痕迹,只有内部涉嫌人员痕迹,更可印证是内盗。
    11、十一是当年办事处另一起盗窃,也是多个证据显示内盗。8月初涉密电脑等三起盗窃发生后,当年11月1日,办事处招待所又发生盗窃,此盗窃是思明区嘉莲派出所出场的,证据上又显示内盗。情况是,8月初,办事处三起盗案发生后,便安了监控。安装监控的公司当时租赁办事处招待所403房与404房(两房中间没隔开的大通间)办公,安装好监控后,运行中的电脑设备仍放在这个监控公司的办公室,请该公司管理维护,但配制监控及摄像的电源网是经过办事处3楼原内部食堂拉上去的。这样,巳安装监控的电源在3楼原内部食堂房间内。发生盗案后,马上请来监控安装人员(人们常称呼的周经理)调出监控内容。奇怪的是:
    监控录像在发案期间的时间段出现空白。再仔细检察,发现原内部食堂输入电源给监控的插头,被有人从电源插座中取出,丢放到一边,导致断电。如此,监控此期间出现空白无法察看。可见人为取掉监控电源插头,以此断开电源,与这次盗案有关。临时工7月底被辞退离开,临时工交出原食堂钥匙(食堂门锁也同时更换)。8月份发生盗案以后一些时间,为安全起见,才对办公场地和招待所新安装了监控。因此,被辞退临时工不但早已经交完钥匙(更换门锁),更不知道以后安装的监控线路情况。只有办事处内部正式职工才清楚监控电源在办事处原内部食堂房间,且有钥匙进入原内部食堂房间。而内部清楚电源插座情况及有钥匙进入的人员,就只有曾庆伟和冉福生两人。很遗憾,冉福生当时认为监控被断电源,则监控录像没用场了,没有多动脑筋请安装监控人员将断开电源前的录像调出来查看。如果调出来查看,上面录像显示较近时间曾庆伟进去食堂,然后没出来,但录像画面断了,则更说明曾庆伟具有重大嫌疑。此细节,就是到达现场的嘉莲派出所干警,调查取证中,也认为监控断电其录像也没用了,也没想到可利用的重要情节。
    按赵海伟所说,曾庆伟主动拿去了招待所备用钥匙。这样,曾庆伟有条件利用所拿到的备用钥匙,打开招待所任何房间,当然也可顺利打开进入402房间的‘一道铁制防盗门和一道木门’这两道门。进入402房间后,刻意制造盗案现场,并打开402房窗子,做成外盗翻窗进入的假象。
    (二)‘多个有意特征相互印证’,也说明是内盗栽赃
    1、有意让所有门锁不露一点外盗痕迹,暗示内部人作案。一方面,有意正常开启招待所一个大铁门和两间租赁房的木门与铁门,这样计五道门锁,制造两起招待所内盗案,让人们联想涉及招待所钥匙的人员是内部人员,涉嫌人有赵海伟。另一方面,有意正常开启进入办公室三道门锁偷盗涉密电脑,可让人们联想涉及这三道门钥匙的人员是内部人员,涉嫌人也有赵海伟。这种有意,三个现场都不制造一点外盗痕迹,可谓别有用心。2、有意只进办公室房间且只偷涉密整套电脑。内部人都知道,所谓涉密电脑的机密级程度较低,也无什么钱财价值。如此可让人们认为偷盗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涉密,而是让涉密电脑丢失,给操作涉密电脑的曾庆伟带来保管不善的负面影响。联想赵海伟与曾庆伟有过明显矛盾,这样,很容易让人们想到赵海伟为重大涉嫌人。3、有意放置财务软件在电脑桌上不带走。这个财务软件购买价3000元还是值线,里面有财务资料也算机密。此有意放在那儿不带走,也可进一步强化暗示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机密。
    综合很多有意,可让人们形成这样的思路:
    这样的盗窃,不是为了具有涉密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而是有人跟操作涉密电脑的员工曾庆伟过不去,故意使坏,有意对曾庆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那么这个内部人是谁呢?赵海伟不但在办公室上过班,经手过办公室钥匙,而且辞退之时是管理招待所,经手过招待所钥匙。这样,两个环境三起盗案赵海伟都能办到,具有充分作案条件证据。加之,赵海伟与曾庆伟曾经有过明显的矛盾冲突,具有给曾庆伟使坏的作案动机。还有赵海伟熟悉内情,清楚那台是曾庆伟操作的涉密电脑。这一系列暗示,很自然的让人们轻松的锁定重大涉嫌人为赵海伟。
    三、当时的内部人员仅只有四个,容易排查识别锁定认定曾庆伟
    当时的内部人员只有曾庆伟、冉福生、赵海伟和李玉琼四人。将有限四个人员的指纹、脚面大小、常用力的着力部位、步态、手指骨骼大小及长短等可鉴别的信息,对比现场提取的痕迹(含DNA),很容易判明谁是重大涉嫌人。
    涉嫌人当时基本情况:
    重庆市政府2009年机构改革,撤销原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被撤销后的原福建办归并给重庆市政府驻广东办,属于广东办的一个内部处室,为‘重庆市政府驻广东办事处福建联络处’,对外称呼‘重庆市政府驻福建联络办公室’。当年7月底清理移交办完手续后,8月初就发案(注意,这个时间很为特别)。移交完毕,原工作人员上班的二楼办公场地及处室位置仍未变动,直到2010年三月,三楼原食堂改造为新的办公室,才从旧的二楼办公场地搬迁到新的三楼办公场地。
    既然是明显内盗,那么此案涉及的涉嫌人就只有曾庆伟、冉福生、赵海伟和李玉琼四人。四人当时基本情况是:
    
    曾庆伟:
    正式职工。男,当时约40岁,为福建联络处临时负责人,副处级,在原办公区域的办公室房间办公。
    冉福生:
    正式职工。男,当时约50岁,副处级,在原办公区域的协作处房间办公。
    赵海伟:
    临时工。男,当时约三十多岁,被辞退不到十天。辞退前既为专职驾驶员,又管理招待所租赁房屋。日常办公座位在原办公区域的办公室,即与曾庆伟是同一个办公室上班。
    李玉琼:
    临时工。女,当时约四十多岁,被辞退不到十天。辞退前在三楼内部职工食堂上班,兼打扫办公区域清洁卫生。
    四、‘三起盗案’综合分析,具有嫁祸赵海伟为盗贼的栽赃性质
    从案件性质,作案手法,作案时间和有悖正常事理等信息分析,可判定三起盗案都是围绕栽赃‘赵海伟为盗贼’所为,达到断绝赵海伟再回办事处成为终身临时工后路的效果(2010年,合归后的重庆市政府驻广东办仅有的四名临时工都转为正式事业编制,成为长期职工)。
    1、从盗窃性质上判断‘三盗案’具有栽赃性质
    内部知情人明白:
    
    (1)不为钱财:
    福建办事处成立十多年以来,无论办公区域或招待所,之前都没发生过一起盗案。这十多年,每年春节还放假长达一个多月,此时办事处都无人值班
    招待所出租房简陋,设备老化,没有厨房,租户为打工仔,无什么贵重物品,有点钱都存入银行卡。据被盗603房与701房租户反映,两起盗案翻动明显,东西乱仍,但仅丢失点小东西。办公室只有涉密电脑全套(主机、显示器、键盘、光标)被盗。同是一样的放置于办公室,且相同时间购置,型号与外观完全一样的另外的电脑,还有协作处室放置的型号与外观完全一样的两台电脑,以及保险柜、铁皮柜等物品都没有发现被盗,连一点动过的痕迹都没有。
    (2)不为机密:
    福建办涉密电脑密级程度相对较低。
    综合多种信息分析,‘三起盗案’具有‘栽赃涉嫌’。
    2、‘三起盗案’相互印证,全面的、联系的分析可达到栽赃‘赵海伟为盗贼’的特别效果
    (1)、同一时间发生:
    09年8月7日下午招待所连续发生两起盗案,接着8月10日早上发现办公室涉密电脑被盗。三天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盗案,几乎为同一时间。中间相隔8月8日与9日的两天是星期六与星期天,分析‘有意选择间隔周六周日两天双休后再连续作案’也是有道理的(见作案过程的分析)。
    (2)、同一手法:
    三起盗案都具明显内盗性质。
    (3)、同一地点:
    都在福建办事处。
    明显保管使用接触过办公室钥匙的人有3个:
    一个是赵海伟,辞退前上班的座位就在办公室,当然有钥匙出入过办公室;另一个是李玉琼,辞退前上班期间打扫清洁卫生有钥匙出入过办公室;还有一个是曾庆伟,上班的座位在办公室,且在办公室操作涉密电脑,当然有钥匙出入办公室。
    明显保管使用接触过招待所钥匙的有2人:
    一个是赵海伟,辞退前保管使用接触过招待所钥匙;另一个是冉福生,赵海伟被辞退后,接手招待所前关房间钥匙。事实上,冉福生只接手了招待所当时无人租住的四间空房间钥匙及三间小库房钥匙,没有其它房间更无被盗窃房间603与701的钥匙。有移交清单证明,后面详述。
    联系‘三起盗案’具有的内盗性质,根据所盗房间接触使用过的钥匙分析,很容易得出结论:
    赵海伟辞退前既在办公室上过班,又亲手管理过招待所,两个地方的钥匙都掌握使用过,为最大涉嫌人。如此,这几个‘同一’特指‘一个目的’,那就是很容易想到赵海伟具有‘盗贼’涉嫌。为何偷盗,也许是被辞退后心中不满,也许属于打工族经济不很富裕,或其它方面的动机。总之,综合联想:
    ‘赵海伟为三起偷盗案的贼’。既然这样,广东办领导职工对赵海伟将由好感变为憎恨的反感,很自然也会产生断绝赵海伟再回办事处的后路,自然断绝成为办事处终身临时工后路(赵海伟很有重新被办事处续聘的机会,后面详述)。
    然,知内情的人分析,赵海伟根本不可能做案(后面详述)。如此,可判断三起盗案为栽赃,赵海伟为特定被栽赃涉嫌人。
    3、特殊的发案时间也可判断具有栽赃‘赵海伟为盗贼’涉嫌
    7月31日辞退赵海伟,8月初赵海伟办理完有关移交手续,不到10天时间,就连续发生三起盗案。为何这样心情迫切、兵贵神速似的作案。分析认为有以下原因(此处简述,后面详述):
    赵海伟具有熟练的开车技术,熟悉办事处业务,随同机构改革被辞退后,人们还有心再续聘他回来。其间,有很多处级干部还向主管全面工作的主任建议‘再续聘赵海伟’,福建办这边不好安排,深圳总部那边也可用。这些,对于曾庆伟来说都是有压力的。如果再续聘赵海伟回来,几年后转为正式工(赵海伟巳在办事处上班5年之久,满10年就有转正的机会),以后再辞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也许根本就没有再辞退的机会了。因此,为防止领导突然再聘赵海伟回来,抢在8月初的时间作案,栽赃赵海伟为盗贼,可及时打消办事处再续聘赵海伟回来的念头。如此,很容易理解:
    心情迫切、尽快作出决定、兵贵神速似做这三起盗案是非常必要的。
    4、违背反侦察正常心理,有意制造成内盗现场,也是作案人有心让人们认定是内盗,有心让人们尽快锁定涉嫌人赵海伟。
    牵涉的内部人只有四人,由于人少,如果正常作案,很容易想到是否会怀疑到自己。因此,要防止被怀疑,最为简单的想法是在作案时要故意留点外盗痕迹,如刻意制造一点外撬迹象,搅乱现场等等(这种操作顺手很容易办到),以转移人们视线。可三起盗案的现场都没有一点外盗痕迹,这违背了内盗人反侦察的正常作案心理,只能解释是真正的作案人有意作成内盗,‘特意暗示’引导人们朝‘是内部人’的作案方向考虑,产生‘明显内盗涉嫌,肯定是内贼’效果。且很容易的让人们认定赵海伟。
    五、综合周密分析,可锁定重大涉嫌人
    (一)赵海伟与李玉琼不可能作案的理由
    1、赵海伟不可能作案
    (1)从作案动机上分析
    一是办事处对被辞退人员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善后安扶
    赵海伟被辞退原因是机构改革减少人员,其道理很容易让他本人明白。对被辞退人员,办事处不但按劳动辞退政策的最高待遇发放补偿费,在住房问题上,还人性化的善后,让被辞退人员继续在办事处的宿舍内免费住宿二个月后,再打拆一半费用住宿六个月,共有八个月的住宿优惠好处。因此,赵海伟没有理由埋怨仇视办事处。
    赵海伟具有熟练的驾车技术,被辞退后,福建重庆商会等单位有意聘请他。其妻子做会计工作一月至少二仟以上的收入,当时的小儿子二岁多。一家人过得也较安稳。(事实上,赵海伟随后就被福建重庆商会聘用上班,直到现在。)
    二是赵海伟还有再回办事处上班的可能
    赵海伟与办事处任何职员没有特殊关系。福建办事处主任王国庆,刚任主任到厦门后,恰巧福建办前一个聘用司机自动离开。赵海伟是王国庆主任拜访厦门市经济发展局(经济发展局是管理厦门辖区办事处的主管部门)时,请厦门市经济发展局推荐的。赵海伟开车技术好,熟悉厦门环境和办事处很多业务,工作负责,深受归并广东办后的领导和职工的好评。福建办归并广东办后,工作会上,主管全面工作的张顺良主任公开表杨赵海伟的敬业精神。如果福建或广东再需要聘请驾驶员或其它业务的临时工,大家还希望再续聘赵海伟回来,甚至几个处室中干还提出继续留下赵海伟。福建办这边不要,广东总部那边还可以使用。
    其实,兼并后,重庆驻福建办(联络处),重庆驻云南办(联络处)和重庆驻浙江(联络处)这三个办事处(联络处)都是二个正式职工。但相比之下,另二个办事处(联络处)没有招待所管理几十套租赁房的麻烦事,这摊麻烦事也是需要一个人手管理的。因此,福建办继续留用赵海伟,既继续管理招待所,又继续兼顾涉及福建省范围的开车,也是合情合理的。
    再说赵海伟也希望再回来。原因是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连续上班10年,可以成为长期临时工。当时,他在福建办巳连续上班5年,如果能再回办事处上班,工作时间延续至10年,则可成为长期临时工。办事处业务他熟悉,免费住宿带厨房卫生间的一室一厅住房,上班也近,报酬也较好,且长期稳定,是一辈子的好事。因此,赵海伟也抱有再回办事处上班的想法。
    事实上,办事处广东总部那边,四名临时工在2010年全部转为了事业编制,成为长期职工。
    因此,具有再回来的可能,心理驱使也期望再回来的赵海伟,根本没有理由也没必要‘自己亲自’砸掉机会,对办事处作这样无聊的盗窃案。
    一些时间后,赵海伟到福建重庆商会上班。至于福建重庆商会是否比办事处好,或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赵海伟以后还想不想回办事处,那都是后话了。
    (2)从作案手法上分析
    被盗涉密电脑的办公室与被盗招待所房间的钥匙,赵海伟都曾保管使用接触过。既然他有这样的经历,作为年龄快满40岁的赵海伟,很容易想到:
    如果招待所发生盗窃案,最容易也很容易怀疑到他自己身上。因此,赵海伟一般不会考虑做容易怀疑到自己的盗案。由于招待所客房只是单间,面积不大,一个柜子,即使要作,简单的思路:
    通过钥匙,或悄悄找到值钱东西,然后偷了还原,让客人当时不会发现(现场是故意乱仍乱丢,生怕客人不能发现巳发生过偷盗),或在技术上有意损伤一下锁或门,形成外面人作案的痕迹,以转移侦破方向。可现场并没有外人撬伤过的痕迹。
    因此,从作案正常心理和现场盗案手法上分析,也不可能是赵海伟做案。
    (3)从作案现场分析
    如果动机是为了盗取财物,则除开招待所租赁房表现出乱七八糟的翻动偷盗现场外,办公场地也会显现出一片狼籍的偷盗现场。所盗之物也不光是整套涉密电脑,最有可能的是要动一下保险柜,铁皮柜,抽屉等物体。设法找到价值较高容易携带的东西。即使偷窃电脑,以多带几台重量较轻的液晶电脑显示器更为方便,也更好变现,绝不会恰巧只偷盗体积较大又笨重的涉密的整套电脑。
    如果动机不为钱财,是有意针对曾庆伟出气使坏,那现场应该表现出只针对曾庆伟操作的涉密电脑使坏,绝不会跑到招待所租赁房制造乱七八糟的偷盗现场。
    因此,不论从偷窃财物,还是对曾庆伟使坏,都是一个不协调的现场,无法理清赵海伟作案动机。这不符合近40岁,早巳成熟的赵海伟的做事行为。
    (4)从作案时间上分析
    赵海伟被辞退的善后补偿费上万元,要8月底(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发放到位。所盗房间打工仔居多,无什么贵重物品。如果8月初就作案,一但发现,办事处发放的上万元大笔补偿费肯定拿不到。因此,赵海伟就是要作案,也不可能选择在8月初。
    (5)还有,赵海伟要求进步,此期间还是预备人员,有待转正。
    从(1)(2)(3)(4)(5)等多方面情况分析,赵海伟不但不可能作案,还希望不出事,以免坏了他自己的好事。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多种现象’认定福建办盗案是内盗,涉嫌人是赵海伟。但深思细想,赵海伟不可能作案,由此得出结论:
    福建办三起盗案具有人为栽赃陷害性质。
    2、李玉琼不可能作案
    李玉琼是有脸面的母亲,仅有的一儿一女巳长大成人,当时全家都在厦门上班做事,无拖累无负担。福建办归并广东办后,正式职工只有两名,人少撤销内部食堂也是合情合理的。她巳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这些道理也是能理解的。辞退前,她也找好上班单位。辞退后,她随即就到另一个单位上班了。
    还有,广东办总部在深圳,总部的在职职工有十多人,当时也没有食堂,大家认为她抄的菜好吃,有些职工还希望她到广东办做食堂事务。可能成为办事处长期职工的机会,对李玉琼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李玉琼被辞退的善后待遇及住宿安排,同赵海伟一样,都很优厚。
    根据对赵海伟的分析,很容易判断:
    李玉琼也不可能作案。
    (二)冉福生不可能作案的理由
    案件发生后,当时的人们很容易想到赵海伟为涉嫌人。办事处从1990年成立以来,从没出现过盗案,现在一发案就是三起,其中还涉及涉密性质,惊动思明区刑警队。如此,内部职工很自然的会认真思索。冉福生从几个内部人员的为人,盗案现场的怪异等多方面分析,认为赵海伟不可能作案。于是,事隔发案时间43天后,冉福生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了福建办盗案情况,指出盗案性质,特别说明曾庆伟涉嫌最大。以后,曾庆伟便散布说他的办公室哪个都开得了,盗案是有人对他进行特别陷害,言外之意是:
    协作处的冉福生与办公室的曾庆伟,虽在各自的两个房间上班,但两个房间确是同一个办公区域。这样,冉福生也有可能作案,其动机是有意阻碍曾庆伟的特别前途。这里特别说明:
    曾庆伟过去为办公室副主任,有办公区域所有房间的钥匙。冉福生与其他职工,只有自己上班房间钥匙。也就是说,冉福生只有自己协作处房间钥匙,没有办公室或其它办公房间的钥匙。在福建办上过班的职工都可证明。
    冉福生不可能作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如:
    
    (1)发案前,曾庆伟多次贻误过工作(当时未发现大写前不封头套现问题,如果他用自己请的临时工兼出纳对这种手法是很有利的。因此,现在回想分析,他的很多贻务工作带有故意性,有意造成与当时的临时工赵海伟不配合,形成与‘不配合的临时工赵海伟’相处自己工作难搞的效果,达到向领导‘逼宫’,妄图将临时工赵海伟换为他自己很顺手的人,三亲六戚更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2006年重庆市‘真诚为民、极速飞艇官网发展’的大型活动中,曾庆伟长达20多天不下载一次涉密文件,导致福建办被重庆市委在全重庆市通报。那段时间曾庆伟没有多少其它事务,就算当时厦门有个‘九八’洽谈会,但对曾庆伟来说也是几乎无什么事。这次下载涉密文件贻误工作,不但没有理由开脱责任,且具有故意贻误的嫌疑。
    一是厦门‘九八’洽谈会,曾庆伟几乎无事务。重庆组团参加‘九八’洽谈会的过程中,整个会议的布展参展等工作都是重庆市外经委操办,在厦门还有相应配套的会务公司具体操作,同时厦门极速飞艇官网还从人力物力上对口协助给予保证。因此,当时的重庆福建办只是按照大会的安排参与一下会议。换句话说,如同深交会广交会一样,没有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事处,重庆市外经委一样组织好重庆展团参加厦门‘九八’投洽会。而重庆福建办在具体参会工作中,主要是王国庆作为办事处主任陪同市领导与跟随的赵海伟驾驶员忙碌一点。其次是协作处,因协作处涉及招商引资,与重庆区县招商人员来往来密切,因此当时在福建活动的重庆区县招商干部的参会嘉宾证等事务,也是协作处请重庆市外经委帮助办理的。而曾庆伟所在的办公室在这个会上并没多少事务。因此,曾庆伟在当时的‘九八’洽谈会期间并不忙碌。
    二是厦门‘九八’洽谈会,没占曾庆伟多少时间。整个‘九八’洽谈会是从9月8日到9月11日,仅只有四天时间。整个重庆福建办没花费多少时间去参会,这样,曾庆伟就更没花多少时间在‘九八’会上。
    三是从曾庆伟的特别目的及习惯于故意贻务工作‘作为特别手段’来分析,这次连续20多天不下载一次涉密文件是系列特别手段中的一个环节,具有故意贻误的嫌疑。(见《案情》资料中重大涉嫌人曾庆伟平时胆大妄为,办事处巳发生的多起事件可反映出他‘敢操作’福建办盗案一节)。虽然曾庆伟严重贻误工作,导致‘福建办被全重庆市通报’,且从当时工作情况分析,不管曾庆伟是无意或故意的贻误工作,都无充分理由为自己辩解开脱责任,尽管如此,他也没受到什么批评或处分。冉福生作为内部人员,巳是几十岁阅历的人,知道所盗涉密电脑没有多少涉密或经济价值,如果丢失,对曾庆伟什么特别前途根本产生不了什么负面影响。既然达不到什么特别目的,冉福生犯不着做这样的事。
    (2)发案时,临时工赵海伟与李玉琼也被辞退,两人没有在办事处上班,因此,当时的内部职工就只有冉福生与曾庆伟,没有第三人。如果冉福生要做这样的案,会想到很容易怀疑到自己。简单的思路也该是既要达到目的,也要防止怀疑到自己,其作案时在进出的门锁等现场,故意且容易制造一些外盗痕迹,以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这也是常理。可现场查明,门锁等地并无外盗迹象。
    (3)所发生的三起盗案中,如果冉福生只针对曾庆伟的特别前途作案,根本不会在作办公室发生盗案之前,还要去作招待所两起盗案。因招待所盗案与曾庆伟完全沾不上边。说实话:
    要说被栽赃,冉福生才接手招待所只有几天时间,就发生招待所内盗案,他自己也成了被别人栽赃的盗窃涉嫌人。
    (4)向有关部门(特别涉及办事处人事任命的有关部门)反映盗案情况的时间离发案时间较远,这种‘较晚时间’才反映的行为,不符合有心的强烈阻止心理和要匹配达到的特别目的。冉福生向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有关部门反映福建办盗案情况的时间,是在当年9月22日以后。此事实可向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有关部门核实调查(情况反映没多久,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便作出了叶霖园来福建办任主任的决定)。事实上,案发后,上级要求办事处职工协助公安局破案。冉福生作为正式职工,要长期在办事处上班,很自然的要思索案情。开始,冉福生仅是感觉几起案件较怪异,不正常,以后才慢慢的认识到:
    所盗案件具有内盗栽赃性质。这种性质太恶劣,为防止自己不小心也被陷害,于是,当年9月22日以后,相隔离8月10日的发案时间长达壹个月零壹拾贰天,也就是‘相隔了43天’,才特别向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有关部门书面汇报。同时,为协助破案,也在此时向思明区公安局作了较详细的汇报。产生这么长的时间段,符合认识事物的正常思维过程。如果冉福生真有阻止曾庆伟提拔职务的目的和意图,以偷盗作为特别手段,那么案发后冉福生就应该及时反映造势,特别是对涉及任命的重庆市有关部门的反映更是不能怠慢,绝不会拖延43天。只有这样的做法,才与阻止的目的和效果相匹配,才符合冉福生强烈及时的阻止心理。道理很简单:
    如果不及时反映造势,上面随时都有对临时负责人曾庆伟任命为正式负责人的可能。从官场常识与官场习惯考虑,一般来说,上面任命后,就是任命错了,也不便纠正。冉福生巳是五十岁的人,知道一些道理,不做就不做,既然要阻止,就要达到彻底阻止的目的和效果,不会留下‘夜长梦多’的空隙时间,不会以这种慢长的拖延时间来反映,否则事与愿违。所述相隔至少43天时间后才反映的事实可通过重庆市办公厅人事纪检监督等部门核实。
    (5)冉福生接手招待所业务,只接手了招待所无人住宿的四间空房间钥匙,根本没有被盗招待所巳住客人的701和603两房间四道门的钥匙。有移交清单可说明(移交清单上有赵海伟与冉福生的移交签字,还有曾庆伟的监交签字)。同样,也没有办公室房间钥匙。曾庆伟说他上班的办公室哪个人都开得了,是有人对他特别陷害。所说是否属实,发案前在福建办上过班的人可证实。招待所的备用钥匙赵海伟并没有与几套空房间钥匙一并移交给冉福生,这窜备用钥匙现在还是一个‘迷’。赵海伟与曾庆伟同一个办公室,据赵海伟说,这大窜备用钥匙曾庆伟主动要去了。曾庆伟不管招待所,主动把备用钥匙拿去做什么?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曾庆伟作案是有预谋的。
    (6)特别的封闭现场进行勘察,可鉴定是否有冉福生的相关痕迹信息(含DNA)。
    (三)曾庆伟具有栽赃‘赵海伟为盗贼’的作案动机、目的、条件证据和时间,为重大涉嫌人
    1、曾庆伟与赵海伟具有明显且程度严重的隔阂矛盾
    福建办发生的涉密电脑被盗等多起盗案(内盗明显),加上福建办过去巳发生的多起怪事,较大的算来就有十多起。其特点是:
    或曾庆伟明显所为且具有故意嫌疑,或操作人不明显但曾庆伟具有重大嫌疑(见所附《重大涉嫌人曾庆伟平时胆大妄为,多起怪事说明他‘敢操作’福建办盗案》)。综合分析巳发生的多次怪事,都是围绕‘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利益’的系列链条展开。为了方便操作‘套现’,曾庆伟一直想安插自己亲信,于是多种方式多次排挤临时工赵海伟,其中,就有多次采用贻误工作方式,以此向领导暗示赵海伟配合不得力,妄图逼办事处主任允许他另换人。以后,两人隔阂矛盾严重升级。
    2008年,曾庆伟有意刁难赵海伟达到极至,迫使赵海伟与曾庆伟发生明显冲突,经在场职工及时劝阻,才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当时,重庆市市直机关工委的吴仲全(电话:
    13883777888)在福建办挂职,与曾庆伟和赵海伟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上班,其他人员在另几个办公室上班。冲突发生时,争斗声音很大,赵海伟声音特别大‘你小心点’等吵闹声,惊动传到了冉福生和另外几位职员耳朵里,大家迅速跑过来劝阻。此事不但惊动了福建办,还反映惊动到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及领导那儿。因此,两人的矛盾冲突,当年在福建办上过班的职工都知道,当时的重庆市办公厅有关领导也清楚,很容易核实。
    因此,尽管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的手法已被发现,但曾庆伟与赵海伟在摩擦中也结下了许多仇恨。2009年7月底赵海伟虽被辞退,但回聘的机会很大,于是当年8月初曾庆伟就操作涉密电脑等多起盗案,以此栽赃从而强制断绝赵海伟可能再回办事处的机会。因此,这些盗案,也相当于排挤赵海伟的继续,相当于延续过去的特别活动。
    2、‘三盗案’是栽赃特别手段,其动机有五个方面
    一是彻底断绝有可能续聘的赵海伟再回办事处成为长期临时工的后路,这是作案的主要特别目的。赵海伟过去在办事处既开车又管招待所。福建办当时有两辆车(可以说是叁辆车,因还有一辆停放在重庆),其出车业务涉及跑遍福建省一个‘面’。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虽归并重庆市驻广东办,但重庆市对改为福建联络处的职能事务与归并前相比变化并不大(可以说没什么变化)。另外,福建办还有一个近二十套出租房事务的招待所。在没外人承包的情况下,续聘个司机既跑福建省长途,又兼招待所管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很有必要的。巳述,大家对赵海伟的印象好,虽然赵海伟一时被辞退,但随后便有处级干部向广东办主管全面工作的主任提出续聘赵海伟回来的建议,如此,赵海伟回办事处上班的机会是很大的。但曾庆伟与起海伟有矛盾隔阂,因此,曾庆伟是肯定不希望赵海伟再回来的。怎么办?如果让赵海伟粘上‘具有偷盗涉嫌’的‘贼’性质,则赵海伟的形象便会在大家心目中大打折扣,以此可打消大家续聘的想法。其结果是:
    就是要找驾驶员,也要另找无偷盗涉嫌的人才放心。这样,自然就达到了彻底断绝赵海伟再回办事处的后路。
    二是泄私愤和掩饰曾庆伟过去刁难职员的恶习,这也是做盗案栽赃的目的或必要性。曾庆伟过去具有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嫌疑,为方便套现,一直想安插自己临时工进来,因此,长期排挤赵海伟,导致两人长期隔阂。2008年,曾庆伟刁难赵海伟发生冲突,惊动福建办和重庆市有关领导,让很多领导对曾庆伟的刁难行为产生看法。为了打消领导对其刁难的坏印象,作案栽赃赵海伟为盗贼,是很有必要的:
    一来给赵海伟沾上偷窃涉嫌,让人们认为当年两人的冲突不是曾庆伟有意刁难,而是赵海伟自身的人品有问题,如此,便可掩饰曾庆伟刁难之品行;二来可泄私愤,毕竟赵海伟被刁难时‘大声大叫’暴露过曾庆伟刁难的恶习。
    三是特别结伙之需。从事机关工作,肯定会涉及特别争斗。赵海伟是办事处主任王国庆通过厦门经济发展局推介聘请的,与办事处任何职员没有特殊关系。发案当时,曾庆伟被指定为福建联络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以后如果有主持工作的机会,就是要聘驾驶员,也要聘请与自己有特定关系的人员。这对于自己方便办事或拉帮结伙特别之需,甚至协同栽赃陷害异己都是必要的。
    四是虚报费用之需。虽然大写金额不封头已经暴露,但还可另找机会。发案当时,曾庆伟为临时负责人,以后或许有机会主持福建职络处工作。这样,曾庆伟经手支出费用的机会自然会很多。如此,他可多找发票,在单据上多填费用,然后要求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驾驶员填写经手人掩护,自己填审核人,以手续完备的报账,达到虚报虚增费用,从中套现的目的。这些也是常识。
    五是连续特别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长期排挤赵海伟的继续。(见有关资料。重大涉嫌人曾庆伟平时胆大妄为,办事处巳发生的多起事件可反映出他‘敢操作’福建办盗案。)
    2006年,重庆市委在“真诚为民,极速飞艇官网发展”活动中,曾庆伟长达20多天不下载一次涉密文件,被重庆市委视为“很不负责和不严肃现象”,导致福建办受到全重庆市通报。2009年福建办涉密电脑被盗,曾庆伟又是重大涉嫌人。分析福建办两次涉密电脑出现的问题,曾庆伟都有将涉密电脑作为特别工具肆无忌惮故意玩弄的嫌疑。如此,其行为具有‘惯犯累犯’利用涉密电脑排斥赵海伟的效果了。
    3、前途利益诱惑的临时负责更具有排除异巳的需要
    曾庆伟当时为临时负责人,很自然,他会认为以后还有可能负责福建联络处工作,这样,动机上就有特别利益与巨大经济利益等对他的前途诱惑。如此,曾庆伟排除赵海伟这个异己就是非常必要的。(1)从曾庆伟认为他在整个广东办人员结构中,福建联络处最有优势的自信心上分析,他会认为前途将是一片明亮;(2)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政客心理分析。赵海伟虽被辞退,但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考虑,赵海伟返回的可能性很大,这对曾庆伟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何办,唯一的办法是抓住赵海伟巳被辞退的机会,乘胜打击,以作案栽赃方式,狠击一掌,彻底断绝赵海伟再回来的一切后路,为以后获取特别利益和经济利益扫清障碍。(3)从曾庆伟‘胆大妄为’习性及 ‘侥幸心理’(后面详述)等分析,曾庆伟‘敢操作’‘会操作’几起盗案。
    有人可能认为曾庆伟当时是临时负责人,他就没想到作这样的案会影响其前途吗?这,只能是事后人们想到曾庆伟具有涉密涉嫌才产生这样的想法。事实上,从后面对曾庆伟的自信、习惯与侥幸心理分析,曾庆伟认为这个案是不会暴露自己的。发案后,如果不是冉福生为澄清自己涉嫌,逼迫自己思考,也不会想到曾庆伟。很多案件都说明,作案人事前经过筹划,认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因此,人们的这些想法认识,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社会都按人们认为的发展,如果作案人经过周密计划还认为会暴露,这世界便不会有精心策划的案件发生了。
    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某个案件破获后,人们惊叹:
    作案人怎么会是大家想不到的某人,这某人怎么会做这样的案,平时某人这么聪明,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等等。总之,生活中会产生很多超出人们想象中意外的事件或案件。
    因此,前途利益诱惑的临时负责,可让曾庆伟产生这样的想法:
    通过作案排除异巳,为以后的发展彻底扫清障碍,再加上他敢做的习惯个性及侥幸心理,制造这起栽赃案就不足为奇了。
    4、曾庆伟具有作案条件的证据
    (1)涉密电脑存放位置的钥匙。涉密电脑放置在曾庆伟的办公室内,而曾庆伟本身就在操作这台电脑。另,因曾庆伟一直管理办公室内务,不但有自己办公室钥匙,而且还掌管了办公场地所有房间的钥匙。这些,偷盗案发生之前在福建办上过班的职工都清楚。
    (2)招待所房间钥匙。
    冉福生09年8月初接手招待所事务。接手前,冉福生从事经济协作业务,在办公区域内的另一个叫协作处室的房间上班,一点不涉及招待所事务,更不涉及招待所钥匙之类的东西。赵海伟被辞退后,领导安排冉福生接手招待所管理。招待所具有18个房间,当时,赵海伟只交给冉福生702房、704房和401房三套无人租住的空房间钥匙,还有一套过去租赁户用于办公的403房钥匙,以及三间招待所小库房钥匙。另,还有一套是调整到深圳去的职工黄毅交来的604空房间钥匙,没有巳租赁招待所客人住宿的所有房间钥匙,更无603与701被盗租赁两个房间钥匙。(见所附资料:
    赵海伟移交冉福生招待所钥匙清单)
    福建办招待所不同于外面天天轮换住宿的宾馆,而是同住家房一样按月长期出租,按月收取租金。三起案件发生后,管理招待所的过程中,冉福生问赵海伟:
    “万一租住客人的钥匙掉了如何办,有没有备用钥匙?”赵海伟说:
    “有,曾庆伟拿去了。”冉福生一听,感觉奇怪!便问:
    “他又不管招待所,怎么把钥匙给他?”赵海伟说:
    “是他主动要去的。”冉福生疑惑:
    曾庆伟不管招待所,主动要去招待所备用钥匙作什么?
    所发生的盗窃案,进入招待所两房间四道门都是钥匙顺利开启的,说明招待所确实有一窜备用钥匙,而且有人利用了这窜备用钥匙。A、前面内盗涉嫌巳分析说明,租住过被盗房间的客人,配过钥匙返回盗窃几乎不可能。B、如果赵海伟存心策划做案,从事理上讲,为了掩蔽作案,他完全可以事先把备用钥匙先配制一窜,然后把大量备用钥匙的原件移交给接手招待所管理的冉福生,以移交清单作证。这样,以后盗案发生后,他以说明自己早巳交出所有钥匙的理由,来摆脱盗案发生后很容易对他产生的怀疑。
    曾庆伟与赵海伟过去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平时也容易接触到赵海伟放置于办公桌的招待所房间钥匙。原因是,赵海伟与曾庆伟同在一个办公室,平时有客人来招待所看房租房,如果赵海伟在办公室,就由赵海伟亲自带客人看,但如果遇到赵海伟开长途车在外,一时回不了办事处,那就不好让客人看房或租赁房间了,于是,无人租住的空房间钥匙常常放置在办公桌上一个没有锁的空盒内。这样,即使赵海伟不在,办公室的曾庆伟或打扫办公场地的李玉琼也可从空盒内拿到钥匙,以方便客人看房租房。
    分析认为:
    曾庆伟栽赃断绝赵海伟后路的想法或决定,是发案的前几天才作出的,因此,开启招待所两房间四道门作案的钥匙,很大可能是曾庆伟主动从赵海伟手上要过去的那一大窜备用钥匙。
    六、别有用心的作案过程
    1、有些事想来简单但却做出复杂的行动也是有道理的。本案用栽赃方式断绝赵海伟再回来,也是有不得巳原因的
    (1)直接表态不容易断绝
    一是工作职能事务原因。与其它联络处相比,福建办多了一个自营招待所。该招待所有十八间房的打杂事务,不论承包给外面人经营或是办事处自己经营,都需一个人经营管理。加之福建办工作涉及整个福建省一个面,如果一个正式职工开车,连续长途疲劳驾驶容易出事,而以临时工专职司机开车,途中正式职工适当轮换着开,可保证安全。因此,配个司机兼招待所事务管理和做一些其它杂务,工作量是饱和的,也是必要的,这也是福建办长期磨合的结果。以后,尽管福建办归并广东办,但其职能并没怎么减少。当时只留有冉福生与曾庆伟两个正式职员,因此,保留一个兼具招待所管理的司机也是很有必要的。冉福生认为,广东办接手福建办工作,一下辞退兼职招待所事务的司机,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接手的广东办领导一时不了解福建办实情,或了解但没细想其工作量,简单照搬那些无招待所杂务的其它联络处人员只有二人的结构模式。另一个原因是,接手的广东办领导偏听偏信曾庆伟言语误导,其职权被曾庆伟借用,达到曾庆伟排除异己的目的。
    二是赵海伟也想继续被聘用,毕竟再干几年就可成为机关的长期职工。(当时福建办人员巳归重庆驻广东办,重庆驻广东办仅有的四名临时工巳于2010年都转为事业编制正式工)
    三是当时领导与职工都认为赵海伟不错,大家很有心留下赵海伟,其间还有职工提议续聘赵海伟回来。
    四是冉福生接手招待所管理事务,加上并没省去的经协职能、为重庆籍民工维权职能等较多业务,也希望有一个兼职多项事务工作,特别是兼职招待所杂务的司机留下来。巳汇报说明过:
    赵海伟不是因为与福建办某个职工有特别关系请来的,大家对他很信任。赵海伟移交招待所钥匙给冉福生时,曾庆伟是钥匙移交的监交人员,也在现场。冉福生当作曾庆伟的面,向赵海伟表示:
    ‘你不要以为你将钥匙移交给我就了事,随后我要向领导要求,让你回来再把招待所的事务接回去。’这些,对曾庆伟的心理是有压力的。
    五是福建这边不要赵海伟,广东那边很多领导也有挽留赵海伟到深圳总部去的想法和行动。
    六是即使一时辞退赵海伟,以后办事处工作需要或赵海伟本人又提出想法,也有再回来的可能。
    如此,曾庆伟仅表个态不希望赵海伟回来,没一定理由,不容易达到断绝赵海伟再回来的效果。为了免除现在或以后赵海伟都有可能回来的后患;既阻止福建这边再留用,又阻止在广东那边想留用,狠一点,采取非常措施,达到长期断绝堵死赵海伟再回来的后路是很有必要的。
    (2)从作案动机所述五大目的(巳叙述说明)上考虑,也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断绝赵海伟后路。
    (3)过去,在重庆市委‘真诚为民,极速飞艇官网发展’专项活动中,曾庆伟具有故意嫌疑的长达20多天不下载一次涉密文件,导到福建办被全重庆市通报批评。仅管如此,对曾庆伟也没有什么批评或处分。现在,同样道理,丢一个无什么涉密价值的普通电脑,是件太普通的事,对曾庆伟特别前途也构不成什么影响,但确能达到阻止断绝赵海伟再回办事处成为长期事业编制人员的目的,对曾庆伟来说,是值得下手的。
    因此,联系(1)(2)(3)叁点,采用栽赃之类的非常手段,败坏赵海伟形象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不这样栽赃赵海伟,如果办事处领导一但作出让赵海伟再回来的决定,那么,以后再要断绝赵海伟回来就难办了,甚至没有机会下手了。因此,为什么这样抓紧时间,在移交广东办的手续才办完几天,就那么急切的,兵贵神速似的做这几起盗案,就很容易明白理解了。这也是广东办接手福建办才几天时间就连续发生三起盗案的原因。
    2、可能的作案过程:
    使用正常钥匙对8道门正常开启是不可否认的明显事实。曾庆伟与赵海伟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赵海伟是曾庆伟的直接下属,有关招待所人员租住及维修管理等事务的费用曾庆伟还要审核签字。因此,招待所租住客人情况,曾庆伟可从赵海伟平时的汇报中获得,也可从放置于办公室的赵海伟电脑上看到,这样,曾庆伟很容易掌握招待所租住客人情况。603租房与701租房是长期租赁的老客户,分别是7号晚上20点与21点租客回家后发现被盗的。被盗招待所603房客人是个银行职员(该职员家在岛外同安,当时是单身职工,其房间无什么东西),白天上班一般不回招待所房间;被盗701房租客在招待所小区的一个铺面上班,白天上班也不在招待所租赁房内。因此,不管开车或步行察看,只要踩准两个客房的人员都在上班,则可大胆进入两个房间作案。其实,只要通过楼上阳台或窗户看准下面的进出人员,估计一下时间,也可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打开房门,搅乱制造一个偷盗现场。具体过程可能是:
    作案人在2009年8月7日下午,用钥匙正常开启招待所603与701两个房间,刻意布下盗案现场。所开启的房间门,不是一间房的铁门木门二道门锁,而是两间房的铁门木门计四道门锁。因为一间房二道门锁太平常了,容易让人们误会认为是过去住过这个房间的客人配制了钥匙回来作的案。福建办从1990年成立以来,从没发生过盗窃案,现两个房间同时被盗,四道门锁,加上进入招待所必经大门的电子锁,共有五道门锁,都是钥匙正常顺利开启,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思索重视了。
    招待所两起盗案安排在上周五下午。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曾庆伟在上周五的下午特地过来给协作处冉福生打招呼,说到厦门车管部门去拿一个计费单据。事实上,平时他出外少于打招呼,就是出外拿取什么单据也不会占据整个下午时间。曾庆伟本身住在招待所小区内,招待所二起案件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则可完成作案,因此,在大中午(12点至3点期间)或下午出外一趟回来后都可作案。但曾庆伟这样作可以摆脱招待所二起盗案人们对他的怀疑。
    要达到让人们尽快锁定赵海伟,让人们对赵海伟是曾庆伟不产生分歧,作案人重视了几个思维细节:
    一是招待所被盗房间的五道门锁虽然是正常的钥匙开启,可以让大家感觉内盗可能性大,但要防止个别职员不轻易相信内盗,产生有外盗的分歧想法,有必要再加火候,统一认定是内盗的思想。二是管理招待所钥匙的人都巳涉嫌。而接触管理钥匙的 ‘明的’ 人员就有两个,一个是刚移交招待所事务的赵海伟,另一个是刚接手招待所事务的冉福生。冉福生是公务员,人们认为冉福生做这种小偷小摸不怎么可能,分析起来赵海伟可能性大。但总之是两个涉嫌人,有必要再加火候,形成特指。三是时间紧,为了让办事处所有人员都尽快认定涉嫌人是赵海伟,防止几个处级干部特别是冉福生这种很希望赵海伟回来的职员再向主任提出建议,有必要再加火候,堵死人们的幻想;四是感觉赵海伟平时为人不错,认定赵海伟为涉嫌人的份量还不够重,也有必要再加火候。五是要长期彻底断绝,防止以后有职员再提赵海伟回来的想法,也有必要加深赵海伟为‘贼’的涉嫌人份量。于是,接下来,又开始行动了,很大可能是8月10日早上8点半之前,有意制造成钥匙正常开启办公室,且只盗窃涉密电脑,还将配套的价值3000元的财务软件摆放在电脑台面的桌上。由于涉密电脑本身就是曾庆伟操作,自己盗窃自己操作的电脑是件很容易事。
    分析认定是8月10日8点半之前作案是有道理的。
    办事处办公场所的那幢房与办事处职工周转住房的那幢房都在华福小区内,两幢房相邻,中间只间隔一个小区内的人行通道。当是曾庆伟就住在华福小区办事处职工周转房内(4楼的411房)。而当时的冉福生却住在外面叫禹州花园的另一个小区,离华福小区还有一段路的距离。冉福生在外面禹州花园小区租房原因是:
    办事处职工周转房是一室一厅,面积较小,当时冉福生小孩快满20岁,小孩太大与大人住在一起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于是冉福生将所分配的办事处职工周转房408号租给别人(所租客人是泉州人,叫许春阳,电话:
    138500****),自己在另一个禹州花园小区租了二室一厅面积较大的房子居住。
    在此说明一下,招待所603号与701号房间被盗时,一方面冉福生住在另一个小区,另一方面,由于招待所是才移交给冉福生,因此,很多客人仍认为是原赵海伟管理,故招待所发生案件后仍向赵海伟汇报。如此,赵海伟向冉福生转告招待所案件后,冉福生从另一个小区赶到招待所时,已经晚了一些时间。但冉福生随后到被盗房间察看过现场,同时询问过被盗房客,没有掉什么价值贵重东西。随即冉福生向曾庆伟汇报过招待所案件,毕竟曾庆伟当时是福建联络处的负责人。过了几天,冉福生与曾庆伟还陪同思明区白队长一起察看过招待所被盗现场,白队长特别对门锁进行了详细勘察,并耐心询问过被盗住客。
    招待所603号与701号房间8月7日(周五)被盗,接着过了周六周日两天后,即8月10日(周一)早上发现涉密电脑被盗。
    涉密电脑被盗的那天,早上约8点半,曾庆伟对冉福生拨打了手机通话,说涉密电脑被盗,要冉福生尽快来办事处看自己上班的房间是否也有东西被偷。冉福生当时住在外面另一个禹州花园一期小区的四楼房内,离办事处有十多分钟的快步路程。于是冉福生迅速关好所租住房,快速徒步赶到办事处,打开并仔细的检查了自己上班的协作处室办公环境,特别察看了自己经手的保险柜,发现并认定没有一点被盗情况后,快到9点的时间,跨出协作处,走了两叁步过道,到了曾庆伟上班的办公室门口,站在那儿。一方面向曾庆伟说明协作处安全正常,另一方面特别注意观察:
    被盗电脑整套确实不见了,但现场不是一片狼迹,地面也没打扫过的现象(7月底才放掉打扫卫生的临时工李玉琼,8月初没人打扫卫生)。稍许,又回到协作处房间。约9点钟,听到曾庆伟向110报案。一定时间后,一部份公安先行到达进入办公室。再过一会,便是拉着勘察仪器的另一部份公安到达进入办公室现场。
    有必要细想一下特殊时间段中选择特别时间作案原因:
    
    (1)特殊时间段:
    8月初这个较大时间段,必须兵贵神速似的作案栽赃,让办事处人员尽快的反感赵海伟,由考虑续聘赵海伟变为反感否定赵海伟,以此达到断绝赵海伟永远不可能再回办事处上班的目的。
    (2)特别作案时间:
    福建办一并发生的有三起盗窃。首先,在上周五(8月7日)‘中午或下午白天’盗窃招待所两个房间。为何大白天盗窃招待所?一方面是招待所大白天很多人都出外上班了容易作案。另一方面也是掩盖的需要。利用中午或下午作案,可以让人们认为曾庆伟‘上班期间不会或上班没时间参与盗窃’,以此避免人们怀疑到他头上。那天上午下班时,曾庆伟过来对协作处上班的冉福生说,下午他到车管部门交高速路交通卡费用。这样的行为,如果以后人们怀疑追问他,他可说明那天下午恰好出外了,甚至可从账中找出所报交通卡的费用单据,以单据发生时间证明那天下午他确实出外了。其实,所操作的盗窃只是布设个现场栽赃,只需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便可完成。办公区域在二楼,招待所在同一栋楼的三楼(三至八楼),再说,福建办职员住宿周转房、办公房与招待所房不但在同一个小区,而且三种房是紧紧的埃在一起的。这样的条件证据,稍动脑筋便容易想到,利用中午或整个大下午期间‘十几分钟时间’便可进招待所完成作案。由于过去赵海伟管招待所且与曾庆伟一个办公室上班,住客资料在电脑上,赵海伟出车在外后曾庆伟也代带客人住宿,还有客人有事到办公室来,平时赵海伟与曾庆伟沟通住宿客人情况等等。这样,招待所住宿客人情况资料曾庆伟很容易掌握。所盗窃招待所403房与702房是能够‘掐准’两个房间分别是一人且上班期都不会在住房的。曾庆伟的行为真是将‘此地无银三佰两’用尽了。
    8月7日星期五晚上招待所发现盗案(房客确认被盗发生时间是下午),8月10日星期一早上发现涉密电脑被盗,中间间隔两天的时间是双休的星期六与星期日。为何以这样的时间作案呢?现在分析,可以说这也是事前精心设计的时间:
    因为盗窃电脑的方式只需在办公区域的房间之间快速转移则可(曾庆伟有办公区域所有房间的钥匙),以后再找时间和机会将被盗电脑转移或消毁。如此形成被盗假象,只需几分钟时间。冉福生当时居住在另一个叫禹州花园的小区。曾庆伟居住的房子是办事处周转房,与办事处上班的房子都在同一个华福小区内,但不是同一幢大楼,要先从所住周转房的四楼下来,然后经过小区地面一段路到另一幢大楼,再上另一幢大楼的二楼才能到达办公区域。而办公区域最外面的门装在一个外阳台的过道上,虽门边有铝合金条网状栏护,但小区很多位置都可看见。如果连续上班,即‘头天上班,第二天也上班’。头天招待所被盗窃,第二天早上又盗窃,仅过一个晚上。这样,由于头天晚上被盗,保安防盗意识临时肯定会特别增强。如果防盗意识临时增强的保安,在这个晚上值班很认真,清楚的回忆当晚根本没人进出过福建办事处的大门,则很容易怀疑曾庆伟第二天报出涉密电脑被盗是早上自己监守自盗。因此,选择具有两天休息时间过后作案,即8月7日星期五下午盗窃招待所,间隔周六周日两天休息时间,在8月10日星期一早上自盗电脑。这样间隔两个白天三个晚上的时间后,人们回忆较模糊,就不容易怀疑到是曾庆伟自己了。其间的星期六与星期日更犯不着进去作案,一来真正的盗窃只是对电脑进行一个顺手的转移,时间很短,不需专门进去办公室一趟;二是如果这两天进去过,容易让人们怀疑到曾庆伟自己。因此,安排盗窃的这个特别时间,是曾庆伟可能表明自己光明正大的上班时间,是周密设计几乎天衣无缝让别人无懈可击的时间,当然,也是曾庆伟敢于下手作案的时间。
    8月10日是周一,属上班时间,如果别的其他人要在这天早上去作案,心里肯定是慌乱的,很担心曾庆伟马上就要来办公室上班,在此时盗窃或带着被盗电脑走出办事处,一不小心就会被曾庆伟撞上。因此,别人一般不会选择这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作案。如此,电脑现场最新鲜的痕迹表明是8月10日早上的,则最有可能作案的是曾庆伟。
    内部人员都清楚所谓涉密电脑并无多少涉密价值和钱财价值,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
    此案是内盗,目的不为机密,不为钱财,是给操作涉密电脑的曾庆伟产生负面影响,是对曾庆伟的使坏。既能正常开启进入办公室三道门锁,又能正常开启招待所五道门锁的内部人员,只有赵海伟。联想赵海伟与曾庆伟有明显的隔阂矛盾,这样,多么简单,多么容易让人们锁定盗窃涉嫌人——赵海伟。
    曾庆伟是善于玩特别,因此,不排除在公安调查中,曾庆伟从言语行动上暗示过赵海伟涉嫌最大。
    事实上,公安一进入现场,调查了解案情,很快就将赵海伟锁定为重大涉嫌人。
    3、栽赃,让赵海伟暴露太快,显得太赤裸裸,好象有点不可思异,但细想分析,这也是一种必须
    曾庆伟是聪明人,做的案应该让人们动点脑筋思考一下吧。这么直接,这么赤裸裸有点不符合聪明人做的事吧?
    是啊!让人想到涉嫌人太顺了,按一般常归想法,显得太不合常理。但是,从需要尽快达到的效果上考虑,就不难理解尽快作案后让赵海伟暴露得太快也是一种必须了。赵海伟当时巳被辞退,如果这个机会没抓住,以后也许就再没机会攻击了。因此,有必要尽快让大家统一思想,认定赵海伟为‘贼’。这个‘尽快’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可防止有人在此期间向领导提出让赵海伟再回来的建议,也可打消领导对赵海伟再回来的考虑。要知道,很多事领导一但作出决定,那怕错了,一般都不会轻易纠正,错都要错到底,这是领导威信问题。还有个情况有必要说明,曾庆伟习惯于玩小动作,玩的次数多,人们都没发现,无形中曾庆伟的思维也会形成:
    自己聪明过人,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会骗到人。因此,曾庆伟在非常时期也会很自信的设计,让人们一进入现场便认定涉嫌人是赵海伟的效果。明白这一切,便不难理解一系列栽赃,有意形成封闭的内盗为什么这样明显,让人们认定是内盗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栽赃人‘暴露’的效果为什么这样赤裸裸。反过来说,如果不尽快让人们发现被栽赃的涉嫌人,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七、公安侦破中两个值得重视的细节
    (1)第一个细节
    案发后,公安及时出场。王微队长问曾庆伟,赵海伟与你是否有矛盾?曾庆伟回答:
    “没有。”事实上,曾庆伟与赵海伟的矛盾是公开的,原在福建办事处上过班的职员与重庆市办公厅有关领导都知道,可曾庆伟确明显‘说慌’。
    公安人员专案调查,法律询问,是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应据实回答。其实,发生这么大个案件,曾庆伟预料到公安会了解办事处其他知情人员,或引导公安了解那些知情人员(下一个细节就是这样),而这些知情人员都会如实回答。如此让别的知情人来回答曾庆伟与赵海伟有明显矛盾隔阂,让别的知情人暗示赵海伟涉嫌最大,这样做的结果,比曾庆伟自己直接说出来,更不容易想到他曾庆伟有栽赃赵海伟的意图,以此可掩饰他曾庆伟的作案动机和行为。
    或许,这也是一种本能的条件证据反射,一时要尽快回答,‘做贼心虚又要掩饰’,左右为难,在心急之下慌乱的搪塞。
    (2)第二个细节
    发案后几天的一个下午,冉福生下班离开办事处约20分钟,曾庆伟向冉福生挂来电话,说公安人员来办事处,要冉福生回办事处汇报一些情况。既然是公安询话,冉福生迅速返回。冉福生回到办事处后,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公安(思明区刑侦队白队长)与曾庆伟座在办公室。冉福生座定后,认真接受提问。老公安(白队长)当着曾庆伟的面:
    “说说办事处最近偷盗情况。”冉福生如实向老公安述说汇报:
    ‘8月7日晚约8时与晚约9时招待所发现两起盗案,8月10日早上约8点半办公室发现涉密电脑盗案’。老公安(白队长)听说后,当场惊了一下,紧锁双眉:
    “哟!你们招待所还发生了两起盗案唢?”冉福生当时的心理也感到诧异:
    怎么,曾庆伟还没给你汇报过?
    随后老公安(白队长),曾庆伟和冉福生三人一起查看了招待所被盗房间情况。
    招待所发生二起盗案,对办事处来说是件大事。由于曾庆伟当时是临时负责人,案发当晚,赵海伟接到租住客被盗的电话后向曾庆伟及时报告过(赵海伟当时住办事处周转套房,虽交出招待所工作,但招待所租住客还不清楚管理人员变更且巳移交有关手续之事,因此很多租赁客有什么事还挂电话找赵海伟)。同样,冉福生得知招待所被盗,到现场查看情况,随即也向曾庆伟及时通报了情况,因为办事处从来没被盗过,这也是大事,不管曾庆伟是临时负责人或是一般职工,都有必要通报。老公安(白队长)专门来调查,曾庆伟为何不如实给老公安(白队长)汇报,非要叫冉福生专程返回办事处来给老公安(白队长)汇报。退一步,就算冉福生返回来向老公安(白队长)如实汇报是必要的,但曾庆伟作为临时负责人,汇报办公室涉密电脑盗案的同时,也有必要把招待所盗案一并及时汇报才正常,那怕以后冉福生重复汇报也是应该的。都是办事处的涉密案件,且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会有异,有利于案情分析。
    曾庆伟不直接说,非要转个弯让别的知情人来说,分析认为:
    同第一个细节一样,他早巳预料到引导公安了解其他知情人时,这些知情人都会如实回答,这也是习惯常识(即使这些被引来的人一时没说,他到时暗示提醒也不晚)。但如此让公安从别的知情人那儿听来汇报,从别的知情人的汇报材料中综合分析来感觉赵海伟涉嫌最大,比他自己说出来更不容易想到他有栽赃赵海伟的嫌疑。这种‘既必须尽快暴露赵海伟,又要尽力掩饰自己’行为,可谓:
    奸诈狡猾,费尽心机。
    八、留下一些可鉴定细节,很正常,也很合情理
    出现一些不可思异的现象很正常,留下一些可鉴定的细节也合情理。原因是:
    
    1、办事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普遍不高
    重庆市过去在全国设立了十多个办事处,以后经撤销归并的机构改革,到2009年只剩下了四个(北京、上海、四川与广东),此时的福建办归并广东办成为其内部处室。办事处成立时,真正从大机关来的人并不多,几乎都是当时的主任带几个什么企业的工人,或什么部门有点熟悉的人,文化也好,素质也好,参差不齐,普遍不高。办事处原来是重庆市经协办(经济协作办公室)部门管理,后来撤销了经协办这个部门后,才由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直接代管。说白点,办事处过去进来的人员有点杂,不是近些年清一色硬考进来的公务员。历史上曾庆伟就是刚参加工作一年多凭熟人关系由企业转到福建办事处的。
    重庆驻外办事处也分别出现过贪污几万元被双规逮捕的处长和办事处主任。可见办事处这种政府机关也是有人犯法的。
    2、很多作案人都带有自信和侥幸心理,曾庆伟也同样如此。(1)习惯于玩小动作铸造侥幸心理。只要了解曾经与曾庆伟相处过的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此人习惯于玩小动作。玩多了,无所谓了,自然成了习惯,胆子也会越来越大。(2)自感智商高,玩小动作屡玩屡胜铸造侥幸心理。现实对弈中,曾庆伟感到办事处很多人不愿玩或玩不赢他。这次盗案,可能广东办主任也被他欺骗了。(3)人们对有光环的人容易产生偏见,也会铸造曾庆伟侥幸心理。如:
    副处级、公务员、工资也可以,又是临时负责人,怎么可能做出偷窃的事呢?这些偏见很能迷惑人,如果不从本质上把握,不从栽赃特别手段上认识,会成为破案思维的屏障。(4)玩小动作自感没失过手,自认为天衣无缝,也会铸造曾庆伟侥幸心理。事实上,这次栽赃也是计划周密的。特殊时间段中选取特别时间,有意从多方面多角度做出多个内盗现场,真的很迷惑人。冉福生感觉这种明显内盗不正常,为了解除自身涉嫌,逼迫自己认真分析,中途再听到赵海伟说明招待所备用钥匙曾庆伟主动要去等怪事,反复深思又有说服力的否定赵海伟不可能作案,这样才感觉到曾庆伟涉嫌最大。如果冉福生不强迫自己思索,那么就会顺着曾庆伟思路:
    ‘此案没人清楚,现实中很多案件破不了,断绝赵海伟回办事处后路,以后不了了之’。(5)曾庆伟本人是报案人,政府机关贼喊捉贼的事一般较少,也会铸造他的侥幸心理。(6)很多贻误工作的事,如前几年重庆‘真诚为民、极速飞艇官网发展’大型活动中,曾庆伟无理由的贻误工作导致福建办受到全重庆市通报,但对其本人也没受到什么批评或处分。这些,也会铸造一个电脑被盗丢失不会对他产生什么负面影响的侥幸心理。(7)曾庆伟的自身个性是胆子大,都会促成他胆大妄为的‘敢操作’‘会去操作’的犯案。(8)还有,曾庆伟认为人们对偷盗的思维都是常规的,而不会想到栽赃。而从常规思维考虑,根本不会想到曾庆伟会做这样的事。事实上,冉福生不是为了摆脱自己清白,也不会强制自己思考,自然也不容易想到这三起盗案具有栽赃性质。
    以上这些自信、习惯与侥幸心理,还有习惯的胆大妄为的性格,都会铸造曾庆伟作案。任何事都有利弊,过于自信胆大了,容易让曾庆伟在盗窃过程中产生一些遗漏。
    3、过去赵海伟暴露过曾庆伟刁难人的恶习,曾庆伟借此案件可发泄私愤。仇恨有时会让人失去理智,前述整个过程可看出,曾庆伟攻击得太猛烈了。因此,作案过程中,考虑攻击对方的成份多一些,狠一些,自然防范的思虑要少一些,产生遗漏也难免了。
    4、非常时期,要在几天时间内,阻止办事处再回聘赵海伟回来,不但时间短,心情也急促,而且强制阻止的念头也非常之大,因此,作案人在较短时间内作出偷盗决定,虽然设计过,但短时间思考不一定很慎密,加之作案过程较匆忙,在作案中也难免不产生一些遗漏。
    5、发案当天(8月10日)早上约八点半,曾庆伟用手机告诉冉福生,说办公室涉密电脑被盗,要冉福生立即到办事处,查看冉福生上班的协作处房间是否被盗。于是冉福生才从家里迅速赶到办事处。盗窃涉密电脑的时间,也许是8月10日早上八点半之前。作案过程可能是这样的:
    很简单,曾庆伟在办公区域内,只需几分钟时间,只要将涉密电脑移动到只有他才有钥匙开启的另外的空房间内(当时无人办公),以后再慢慢转够或销毁则可(他本人会开车,从办公室经车库后门到达停放办事处小车的车库也方便)。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因是政府机关报案,都会相信涉密电脑真的被盗走了。因此,一般不会去另几个房间查看。即使去查看,所盗电脑可能藏好看不到。就是看到,因电脑外型都一样,其它办公室等房间放置电脑也很正常。事实上,其它有的房间虽没有人上班,但原来在那个房间上班人员使用的工作电脑仍放在那儿。这样,就算涉密电脑放在无人上班的办公室,对电脑外形几乎一样的东西,曾庆伟也可乱解释说明所看到的不是涉密电脑,这样便非常容易的瞒混过去。当时,公安人员没有怀疑曾庆伟说慌,相信了电脑被外盗,随即还在外围布控,事后多天才问曾庆伟被盗涉密电脑的出厂编号是多少。从可能的作案过程分析,其作案时间非常的短。也许曾庆伟在盗窃转移电脑,取下电脑上财务软件的时候,才突发奇想将这个财务软件放置在被盗电脑桌上,更能引导人们相信内部人员作案。冉福生早上快到9点赶到办事处,查看自己上班的协作处房间没一点被盗情况,接着走几步,站在办公室门口,发现被盗电脑整套确实不见了。约9点钟,曾庆伟向公安报案。一定时间后,一部份公安到达现场。再过一会,便是拉着勘察现场仪器的另一部份公安到达现场。可以想像得到: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作案,也是很容易疏忽现场上留下的痕迹。
    特别说明,办事处较忙碌紧张的事务较少(说直白一点,年底笔上生花便可交差),因此,平时上班,大家都习惯于早上九点后才进办公室,曾庆伟更是如此。奇怪的是,发案当天,曾庆伟八点左右就到了办事处。这种反常行为,不可思议。
    6、一个人想问题再周密也会有疏漏。
    7、更让曾庆伟没想到的是:
    ‘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中途会有人出来彻底的否认赵海伟作案,而且所述理由还是那么充分,并分析判断是别人栽赃。
    8、还有,过去福建办协作处两任处长的办公长话长期被停(注意,两任处长达多年的时间),当时不知何原因。福建办涉密电脑盗案发生,分析是曾庆伟利用保管了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的条件证据操作的。如果这样,类比分析。想想,协作处的长话长期被停,如何工作?当时的办事处主任快到50岁,领导智商不应该这么低,很有可能是曾庆伟利用他保管了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悄悄溜进协作处房间,有意将协作处的长话打多,让当时的办事处主任看到协作处的长话费用太高,不得不长期关停协作处长话。曾庆伟当时有利用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嫌疑,长期停了协作处长话,让协作处少联系甚至不联系业务,可节省大量资金费用在账上,让大写不封头手法套取更多资金。如果这样,曾庆伟利用保管办公区域房间钥匙作案达两次,也相当于‘累犯惯犯’了。(详情见所附资料)
    如此,多种原因,都会让曾庆伟同很多案件的作案人一样,疏忽犯罪成本和留下一些值得破案的细节和证据,这是很正常的,也是符合情理的。
    九、找回被盗电脑意义不大,完全封闭的多个特别条件证据下,事发现场提取的痕迹信息等证据也能说明问题
    1、被盗涉密电脑不容易找到,就是找到也没什么证据价值或意义
    因为有特征的被盗物品经过特别的人、特别的流程传递,容易找到源头。可被盗电脑外型跟其它电脑相比,没什么明显特征,不好分辩找到。还有,作案人很清楚,思明区公安局立了案,流转中有风险。因此,被盗电脑一般不会参与流转了。再说盗窃的目的是为了栽赃,目的达到则可销毁栽赃载体。这样,这台电脑一般不会让人再使用,难以找到了。就算作案人不流转不销毁,放到垃圾堆或某个地方,上面的痕迹肯定也是与此案不相关的人留下的,因作案人作案后下来长时间细想,早就清醒处理掉自己的痕迹信息了。
    2、现场仅有的曾庆伟本人多窜鞋印足迹,可作为排他性的有力证据
    足迹信息很涉密,也特别容易提取。一是不光整个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都是光滑木地板面,而且现场多天无人打扫卫生。凭肉眼也能观察到,现场无拖帚打扫迹象,平滑木地板地面灰尘较多。事实上,案件发生在报案当天早上8点钟左右的时间较大,因此,曾庆伟如果早上作案后又马上拖帚打扫地板,则拖帚痕迹(踪迹)最新,离9点左右他向110报案的时间只有几十分钟,离110拉来勘察仪器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由于曾庆伟本身在现场一带上班,别的人一般不可能这么早或根本不会在此时出入该现场。这样,显示时间最新的打扫痕迹(踪迹)容易暴露他作案行踪。为了掩饰,曾庆伟也许想到过这个问题,不轻易形成当时就打扫的痕迹以留下这种‘此地无银三佰两’后遗症。二是涉及足迹移动过的范围较宽。存放电脑位置与宽带网线连接的路由器约有三米距离一带的地板面,被盗电脑到门口一带,以及盗窃电脑其它可能活动的路线,都可能涉及作案人的足迹;三是盗案具有栽赃性质,既然是栽赃,曾庆伟只需将现场布置成涉密电脑被盗即可。因此,作案并不需多少时间。由于曾庆伟当天在里面上班,其他人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偷盗涉密电脑,也就是说其他人不可能这么早来现场留下痕迹信息。这样,办公室既有曾庆伟上班最新鞋印足迹信息,也有曾庆伟现场实施盗窃涉密电脑最新鞋印足迹信息。
    3、作案人从电脑上取下财务软件,没有带走,放在被盗电脑桌上。这个财务软件上面可能留有作案人指纹信息。
    当初认为这个财务软件,带有作案人指纹。现在分析,还不一定,作案人没有留下指纹信息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作案中,一般留下痕迹信息是无意的多。而这个财务软件是作案人有意放在那儿,暗示栽赃内部人员赵海伟作案。那么既然是有心且故意,这个有心有意人就会非常注意不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等信息。这个财务软件,平时看到,是插在涉密电脑主机上的,印象中它的尾部具有孔眼带着小细绳。如果这样,作案人不需捏住软件实体,只需用指尖或什么掐住小细绳即可拨出,如此,在软件实体上便不会留下作案人的指纹痕迹信息。
    含曾庆伟的内部职工只有4个人。其他3个职工要偷涉密电脑陷害曾庆伟,则只要偷了电脑则可,且干净利落,要么不从电脑上拨出这个财务软件,要么拨出后顺手放进自己包内(内部职工知道这个软件购价3000元),一般不会将这个软件留下。或既使留下,也是无意的,这样,在拨出或留下时都不容易想到处理自己留在上面的指纹痕迹信息。
    分析此软件是作案人故意留下有意栽赃的物品(3000元的东西有价值,财务软件插在涉密电脑上,可以想到也会涉密,还有小巧顺便就可带走。如此既有价值又有涉密还容易带走的软件还在这儿,以此可暗示信息:
    偷盗不为钱财不为涉密,只能是给操作涉密电脑的曾庆伟使坏。谁会这样?赵海伟与曾庆伟有明显隔阂仇恨。如此暗示便可达到赵海伟嫌疑最大的栽赃目的)。分析曾庆伟涉嫌最大,如此,既然是曾庆伟有心作案又有意栽赃的东西,那么作案实施过程中,曾庆伟对这样的物品肯定特别注意。操作时,他会特别谨慎特别小心不在这个软件上留下自己的指纹痕迹。平时看到,这个软件是插在涉密电脑主机上的,印象中它的尾部具有孔眼带着小细绳。因此,作案人不需通过手指直接捏住软件实体,只需用指尖或什么可掐住小细绳的东西则可顺利拉动拨出;或用什么纸质类等东西包着取出。这样,在软件实体上便不会留下曾庆伟的指纹痕迹信息。可能情况是:
    或上面是较旧的‘其他人指纹信息’。这个‘其他人指纹信息’可能是裹着厚厚灰尘的原外聘会计杨德松或发案前几天(7月底)广东办接手财务移交的相关工作人员的旧指纹信息,该指纹的时间较前不新鲜不是发案当时产生,存在此种‘其他人指纹信息’可能性最大。或留下‘无名人’指纹信息,作案人既然有心栽赃,特别注意掩护偷盗,有可能事前拨下来,找个什么理由让不明真相的人捏一下,从而留下别的‘无名人’指纹信息,此种‘无名人’可能性较小;或留下特别新的‘擦痕’,作案人作案后或报案后在办公室等待公安来时,擦掉了软件上他自己的指纹信息。如果这样,软件上会留下特别新的‘摩擦痕迹’。如此,根据犯罪特点决定证据标准原则:
    在大前提是内盗、性质是栽赃和现场只有曾庆伟足迹信息这三个条件证据下,如果财务软件上显示的不是其他3个(即冉福生、赵海伟和李玉琼)内部次要涉案人指纹,则这个财务软件是曾庆伟从电脑上拨出来有意留下,用于向别人暗示此偷盗行为‘不为钱财不为涉密,而是赵海伟对他使坏’,起到栽赃赵海伟的作用。
    因此,财务软件要作为证据,需将作案目的特别是现场只有曾庆伟鞋印足迹信息结合起来分析。如果以一般涉密或财产物品盗案考虑,作案人可能很顺手带走了。即使没带走,作案人不注意才容易留下自己痕迹信息。而福建办偷盗是有心栽赃,就会很小心非常注意不留下自己痕迹。因此,如果认为这个财务软件应该带有作案人指纹才是证据,那这个财务软件起到栽赃作用的证据价值就丢失了。犯罪特点决定证据价值,恰恰相反,就这起盗案,财务软件上没有犯罪分子指纹,才说明犯罪分子利用财务软件进行栽赃,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有心又特别谨慎小心的操作所为。
    因此,对待这个购价3000元的财务软件,如果以一般涉密或财产物品盗案考虑,作案人可能很顺手带走了。即使没带走,有盗案人指纹较正常,没有感觉不正常;但如果以栽赃性质考虑,没有盗案人指纹较正常。
    当然,曾庆伟一时间太粗心太大意或遇到什么事临时突然惊扰也可能留下。
    留下这个财务软件还有这样的可能:
    警察来了,曾庆伟将这个财务软件主动交给警察,说明是小偷留下的。以后警察发现现场只有他足迹时,他便可以向警察狡辩:
    他当时拿取这个财务软件时进入过现场,这样,现场当然会留下他的足迹。以此狡辩,达到掩饰他真正盗窃涉密电脑产生的足印痕迹。但是,曾庆伟40多岁数又聪明,正常情理防沾边说不清楚或者保护现场都不会进入现场。更涉密的是,现场留下‘整套盗窃与转移路径’是他无法解释的。
    4、电脑自带电源线接头或插线板等位置会应该有作案人指纹痕迹
    被盗涉密电脑与当时协作处所用的电脑一批购买,其主机与显示器是独立的。这样,主机和显示器各自带有三相电源线。也说是说,整套电脑有两根三相插头的自带电源线。两根三相插头电源线,需两个三相插孔。而放置涉密电脑凹形位置一带可供电源的三相插座只有一个,这样,配备有为整套涉密电脑提供电源的插线板。
    盗窃电脑时,须拨下连接电源的电线。(1)如果盗窃人尽量不带走与盗案目的不相关的东西,则会从电脑上直接拨出(需捏紧用力)自带电源线并将其留在现场。这样,未带走的电脑自带电源线及插头上会留下盗窃人指纹痕迹。(2)如果盗窃人将自带电源线与电脑一块拿走。由于为两根自带电源线提供电源配备有插线板,而插线板没固定会随线拖动,因此,盗窃人通常会一肢手捏紧或压住插线板(当然,也可能用脚踩住),另一肢手捏紧电脑自带电源线的三相插头,然后,两肢手反向施力,才能将插线板与自带电源线分离。这样,留在现场的插线板会带有盗窃人的指纹痕迹。
    在此,特别汇报一下办公室所有三相插座分布情况,以此说明给涉密电脑提供电源配备有可移动的插线板。极速飞艇官网以进入的门口为视线对办公室所有插座分别分析。(1)右面:
    右面的凹形墙壁位置一带设置有两个三相插座。一个三相插座在墙壁下(距前面玻窗墙壁约1.5米),离放置的涉密电脑位置最近,可通过带插线板(至少两个三相插孔)给整套涉密电脑自带两根电源线的两个三相插头提供电源;另一个三相插座距离地面约1.5米以上(距前边玻窗墙壁约1.5米),紧靠屋顶,是专门为挂在该处的挂式空调提供电源的(发案的热天空调在使用中)。(2)前面:
    前边玻窗一带墙壁的中间,距地面约1米处(离右边放置涉密电脑位置距离约3.5米),设置有两个紧靠一起的三相插座,一个三相插座可带插线板给曾庆伟日常办公一般电脑提供电源(整套电脑有两个三相插头),另一个三相插座可给整个办事处宽带‘路由器’提供电源。同时,这两个插座还可给放置该处的传真复印机提供电源。如此,前边这两个三相插座还需配插线板才能应对邻近多个用电器的需求。(3)左面:
    左面墙壁下设置有一个三相插座,可给赵海伟日常办公一般电脑提供电源(整套电脑有两个三相插头),也可给饮水机提供电源。(4)后面:
    后面离门口约半米,离地面也是约半米墙壁处(离右边放置涉密电脑的凹形位置距离约5米)设置有一个三相插座,可给来访客烧制开水泡茶的电热水壶或饮水机提供电源。从以上办公室所有三相插座设置分布情况看,离涉密电脑位置较近处只有右面的凹形墙壁位置一带的一个三相插座可提供电源,考虑涉密电脑是自带有两根三相较短电源线。根据所述分析,给涉密电脑提供电源配备有插线板。
    此事,冉福生与在办公室上过班的人员聊谈涉密电脑供电一事,他们也确认涉密电脑配备有插线板。
    5、宽带网线与电脑连接水晶头应带作案人指纹痕迹
    盗窃电脑时,须切断宽带网线。取下这根网线的过程中,作案人通常会用手指捏住紧扣连接电脑的水晶头,并用手指对水晶头的弹性片‘上下向中间施合力’,才能较顺利的从电脑上拨下网线。因此,水晶头上的弹性片上会留下作案人的指纹痕迹。
    连接宽带网线的路由器放置在窗边办公桌靠窗台一带,离电脑有三米远的距离。由于路由器放在窗台边的办公桌上,因此,如果盗案人将宽带网线取走,则会从电脑到靠窗台的路由器一带约三米远距离留下足迹。同时,路由器上也可能留下指纹痕迹。
    所盗办公室是相当于三楼的带夹层二楼,除街窗子外,上下与另三周都是无空隙钢筋水泥板面。上面楼房为紧锁的办事处房子无人居住,下面为24小时娱乐聊聊按摩中心。加之被盗电脑是老式电脑,其主机又重又大,且电脑主机还放在没有移动过桌子的内框里面,因此,所盗电脑不可能利用什么设备从门口窗口等途径经空间钓走或钩出去。还有,盗窃电脑走出办公室,以及可能转移到办公区域其它空房间的路上,也会留下作案人的足迹。
    
    
    
    
    
    
    
    
    
    
    
    
    
    附4 办事处招待所402室盗案
    
    提示:
    ‘涉密电脑’与‘招待所402室’两处盗窃具有并案侦破理由与条件。两案都提取了现场盗窃过程的指纹、DNA、鞋印足迹等信息,‘两案都发生在同一个单位、发案时间相邻仅三个月、多个证据证明都是内盗、且分析后案具有转移前案内盗视线的关联(重大涉嫌人刻意在后案作出外盗假象,既可让单位职工认为不是内盗以便不怀疑他人品,还可转移内盗侦破视线)’等特征。多证据多事实证明‘两案’具有多个关联,符合并案侦破思路。
    ‘重大涉嫌人与现场都具有多个异常独特’,从完整清晰的多个多窜‘具有异常独特个性’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中,所提取数量与质量的信息具有鉴定价值,加之个性独特的差别,可鉴定出‘真相’。
    如果鉴定出‘涉密电脑盗窃和402室盗窃’现场过程都遗留的是重大涉嫌人指纹、鞋印足迹、DNA等信息,则可证明两案都是重大涉嫌人所为。如此证据更为充分,更可定案。
    .......
        2009年8月初发生了涉密电脑等三起盗案后,冉福生向有关部门汇报,案件是内盗,曾庆伟涉嫌最大。接着,当年11月1日福建办招待所402房又发生一起盗案(第四起盗窃)。分析此案,是继当年8月初三起盗案发生后,曾庆伟感觉人们巳发现是内盗且怀疑到他身上,于是他又制造这起表现为外盗的案件,企图转移涉密电脑‘内盗’视线,希望人们不怀疑是内部人,更不要怀疑到他自己。
    此案被盗是招待所402房,多个证据表明仍是内盗。
    简单案情:
    11月1日晚,招待所402住户李玉琼向冉福生报告:
    晚上下班回来,约22时进入房间,打开灯,看到窗子明显拉开,屋内柜子大开,现场较乱,有明显翻动迹象。据李玉琼回想,估计盗窃时间是当日下午16时至当晚22时。冉福生当时管理招待所,随即到了招待所,‘当着李玉琼的面’,进402房,离现场较远查看,窗子大开,柜子大开,现场翻动较乱。然后冉福生打110报案:
    福建办招待所402室被盗。嘉莲派出所当晚及时出警,几名公安不但仔细分析现场,而且在现场一带提取过鞋印足迹等信息(包含指纹)。如此,如果所提取信息中有曾庆伟鞋印足迹及指纹等盗窃信息,更证明几起盗窃是曾庆伟操作。
    多证据证明402房仍是内盗:
    
    1、8月初,办事处三起盗案发生后,便安了监控。安装监控的公司当时租赁办事处招待所403房与404房(两房中间没隔开的大通间)办公,安装好监控后,运行中的电脑设备仍放在这个监控公司的办公室,请该公司管理维护,但配制监控及摄像的电源网是经过办事处3楼原内部食堂拉上去的。这样,巳安装监控的电源在3楼原内部食堂房间内。发生盗案后,马上请来监控安装人员(人们常称呼的周经理)调出监控内容。奇怪的是:
    监控录像在发案期间的时间段出现空白。再仔细检察,发现原内部食堂输入电源给监控的插头,被有人从电源插座中取出,丢放到一边,导致断电。如此,监控此期间出现空白无法察看。可见人为取掉监控电源插头,以此断开电源,与这次盗案有关。临时工7月底被辞退离开,临时工交出原食堂钥匙(食堂门锁也同时更换)。8月份发生盗案以后一些时间,为安全起见,才对办公场地和招待所新安装了监控。因此,被辞退临时工不但早已经交完钥匙(更换门锁),更不知道以后安装的监控线路情况。只有办事处内部正式职工才清楚监控电源在办事处原内部食堂房间,且有钥匙进入原内部食堂房间。而内部清楚电源插座情况及有钥匙进入的人员,就只有曾庆伟和冉福生两人。很遗憾,冉福生当时认为监控被断电源,则监控录像没用场了,没有多动脑筋请安装监控人员将断开电源前的录像调出来查看。如果调出来查看,上面录像显示较近时间曾庆伟进去食堂,然后没出来,但录像画面断了,则更说明曾庆伟具有重大嫌疑。此细节,就是到达现场的嘉莲派出所干警,调查取证中,也认为监控断电其录像也没用了,也没想到可利用的重要情节。
    按赵海伟所说,曾庆伟主动拿去了招待所备用钥匙。这样,曾庆伟有条件利用所拿到的备用钥匙,打开招待所任何房间,当然也可顺利打开进入402房间的‘一道铁制防盗门和一道木门’这两道门。进入402房间后,刻意制造盗案现场,并打开402房窗子,做成外盗翻窗进入的假象。
    由于402房在4楼,其窗户的下面恰巧是3楼进入招待所大门的外走廊过道。这个外走廊过道虽安有遮雨蓬,但这期间遮雨蓬坏了一个口子,分析盗贼可能抓住三楼窗户的防盗网向上攀爬,然后穿过遮雨蓬的破旧缺口上去,从402窗子进入402房间。即使遮雨蓬是完好的,盗贼也可从傍边一根较大型的水管柱子向上攀爬进入402房。因此,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外盗。
    曾庆伟这样作,是想转移内盗视线,以摆脱对他的怀疑。
    3、再说3楼外走廊过道的遮雨蓬,也是2006年才安装的。虽短期坏了有个大缺口,可过去没安遮雨蓬,十多年一直存在可向上攀爬的机会,都没发生过盗案。这些年间,每年春节福建办放假一个月无人上班,招待所也无人管理(长租客户,到时按月收取租金则可)。
    4、人为拨掉监控电流插头,以此造成此期间监控图像空白。是作案人(嫌疑人曾庆伟)防止从监控录像中发现两个真相,一是可防止从监控录像内看到‘曾庆伟打开被盗窃402房进出’的镜头,二是可防止从监控录像内看到‘没有其他人从外面向上攀爬进入402房’的镜头。
    所以,人为拨掉监控电流插头,具有特别盗窃目的。
    5、福建办92年成立以来,除连续发生这四起(8月初叁起,11月1日壹起)盗案外,从没发生过其它盗窃案。其间,春节连续放假一个月无人上班,也没发生过盗窃。整个福建办原办公室、职工周转房及招待所等所有房子,共1800平方米,是2013年6月才由重庆市机关事务局变卖。
    6、2009年8月初发生了涉密电脑等三起盗案后,冉福生分析并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案件情况,认为是内盗,且曾庆伟涉嫌最大。接着,当年11月1日招待所402房又发生一起外盗,具有用事实来否定冉福生的汇报效果,很为巧合。
    8月初发生三起内盗案后,一个多月时间(约50天,11月1日是星期日,接前一天就是10月),就出现这起盗案,三内一外,以此扰乱人们认为8月份盗案是属于内盗的看法。
    此案也是一种事急跳墙的及时补救行为。
    7、否认外盗还有理由:
    402房间下面是一条外走廊过道,这个外走廊过道,属于两个单元住户大门几十户人进出必经之道(招待所单元大门和另一个私人住宅单元大门)。2009年11月1日是星期日,晚上22点之前还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外走廊过道是白色磁砖墙面,小区内有长明灯的灯光。若有人经过走道,则晃动的身影容易被小区人看见。过道上还安有触摩式路灯,如果路过人按一下触摩式路灯开关,或巡逻保安的手电随时照亮这一带,也很容易发现上面的一切。还有,抓爬巳破旧的遮雨蓬攀登时,由于遮雨蓬是较旧老化的硬性纤维材料,容易产生响声。小区晚上只允许一道大门进出,一但被发现,保安迅速在下面堵住单元楼梯口,则盗贼无路可逃。抓到之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招待所房客都是打工仔,没什么钱财,若被抓,赔进去的代价却是相当大的。
    8、柜子被打开及翻动等作案‘特别盗窃过程现场一带’,必遗留作案人鞋印足迹等信息,即使打扫头尾也会遗留鞋印足迹。此案嘉莲派出所‘出过警’,在现场收集提取过有关证据信息,可调出比对。涉密电脑盗窃案与此盗窃案一并侦破。如果此案特定‘特别盗窃过程现场一带’也遗留有‘鉴定是曾庆伟本人踩踏行走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有关信息’,没有其他人(或即使有也是李玉琼)信息。则:
    发案期在此案特定‘特别盗窃过程现场一带’遗留有曾庆伟有关信息不正常,排尽合理怀疑,更可证明曾庆伟操作了‘涉密电脑案和此案’两起盗案。(特别说明:
    是‘盗窃过程现场一带’遗留)
    
    
    
    
    
    
    
    附5  ‘40多个大小认定证据’
    覆盖排尽合理怀疑,形成证据链
    
    ‘40多个大小认定证据’排尽合理怀疑和形成证据链条。本章将对‘每个认定证据’作出‘具体详细说明汇报’。
    诸多证据与结论,不是主观臆断:
    一是对现场及内部情况非常了解,二是配合办案公安沟通,三是涉嫌人前后异常表现。
    本案类似于模仿领导笔迹签字套现案件。模仿领导笔迹签字,从多个多窜‘具有个性’的字迹中鉴定出模仿领导笔迹性质,排尽合理怀疑,则可定案。同理,本案‘曾庆伟与现场都具有多个异常独特’,从完整清晰的多个多窜‘具有异常独特个性’鞋印足迹中鉴定出所述‘三大真相’,排尽合理怀疑,则可定案。并案侦破,更可定案。
    ……………………………………………………
    所述‘40多个大小认定证据’的大条款(各条款详细内容见以下目录页码):
    
    (一)‘ABC’三方面说明现场特别环境(88页)。
    (二)认定现场指纹DNA鞋印足迹等盗窃信息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且能完好提取(94页)。
         1、认定公安高质量提取‘鞋印足迹’和指纹DNA等信息(94页)。2、认定盗窃过程‘必遗留鞋印足迹’(95页)。3、认定现场‘完全能保留好鞋印足迹’(95页)。
    (三)地毯似搜索结果:
    现场留有且只遗留有曾庆伟‘整个盗窃转移’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真相本质)’(97页)
    (四)多个异常独特,完全能鉴定出:
    ‘现场多个多窜曾庆伟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真相本质)’,此结论还有多个证据印证(98页)
        1、特别现场保证鉴定准确。所遗留鞋印足迹及指纹等盗窃信息具有‘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的鉴定价值’,保证了‘符合鉴定要求、鉴定准确、鉴定不会出错和鉴定唯一’(98)。2、同一间办公室,‘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与另一边现成‘真实样本鞋印足迹’,两者比较鉴定,结果是同一双鞋遗留,比对‘鞋印相关多个着力点与步态等’(含遗留时间)完全相同。认定现场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是其本人遗留(101页)。3、多证据证明是内盗,仅四个涉嫌人,其中的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大胖子’突出特征,由动力形态特征确决定,就是更换多双其它鞋也不改现场‘步态’与‘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这样,更证明‘鉴定结论准确’,更认定是曾庆伟本人遗留(102页)。4、可调查,发案期曾庆伟特别住宿环境,其他人根本‘无法偷拿到’曾庆伟‘报案当天上班时样本区域’的‘盗窃现场’两处遗留鞋印足迹所穿着的鞋(102页)。5、现场鞋印足迹与样本鞋印足迹完全一样。多证据表明‘发案时间’离‘勘察时间’仅一个小时,此时间段只有曾庆伟在里面上班,因此,只能是曾庆伟本人遗留(108页)。6、曾庆伟不可能飞。因此,在同一办公室,曾庆伟‘上班鞋印足迹(样本)’与‘现场鞋印足迹’之间,其进入或退出,必然遗留有他本人的‘过渡鞋印足迹’。这个‘过渡鞋印足迹’,只能是曾庆伟本人遗留(既是样本又是盗窃行踪)(112页)。7、一件假外盗案,如果也遗留有曾庆伟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更可认定曾庆伟本人盗窃(112页)。8、公安还提取了指纹DNA等信息。所提指纹DNA等信息与曾庆伟比对,如果完全一致,更能认定曾庆伟盗窃(115页)。9、关键的关键是:
    本案现场与曾庆伟都具有多个异常独特,能够鉴定出现场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踩踏遗留的(116页)。
      (五)曾庆伟遗留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已经显现出‘盗窃转移过程的行踪(真相本质)’,此真相也有多个证据印证,具有直接证据价值。完全覆盖排尽多个合理怀疑,只能是盗窃遗留。(119)
        1、现场遗留鞋印足迹已经形成‘整个盗窃转移过程’(119页)。2、认定现场‘鞋印足迹遗留时间就是盗窃转移作案的时间’(119页)。3、认定现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是曾庆伟‘有意进入现场偷盗遗留’(123页)。4、证据会说话,大覆盖认定:
    认定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123页)。注意:
    此款所述的严谨认定,是‘大前提完全覆盖’的条件证据。因此,所得出的认定结论证据也是具有完全覆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对于事由类完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非常必要。5、认定只有曾庆伟才具备容易盗窃转移和能够临时窝藏被盗电脑的特别条件证据(129页)。6、再认真再仔细查看,即使现场有打扫清除掩饰痕迹,其进入或退出打扫掩饰区域的头尾,显示出仅仅只遗留有曾庆伟鞋印足迹,认定是作案的鞋印足迹信息(132页)。
    (六)认定‘曾庆伟不便擦掉现场自己鞋印足迹’及指纹等盗窃信息有特别原因(133页)
    (七)认定明显内盗有‘10个证据’。(本章节例出十个证据条款,具体内容见附2章15页案件详情的明显内盗分析)(135页)
    (八)认定福建办的盗窃过程就是栽赃过程(144页)
    (九)‘涉密电脑盗窃’与同时发生的‘福建办招待所另两起盗窃’构成犯罪链。其‘动机结果、预谋策划、盗窃过程、累犯惯犯和习惯玩小动作’五个方面分别构成具体犯罪链条,有机组合栽赃某特定人员,所有证据特征指向曾庆伟(142页)
      (十)两个月后福建办招待所402室又发生盗窃(第四起盗窃),多证据特征表明仍是曾庆伟操作。此案做成假外盗案,以转移内盗视线,摆脱对他的怀疑。此案,嘉莲派出所出过警,可从嘉莲派出所将提取的信息资料调集出来,与曾庆伟本人的鞋印足迹(样本足迹)及指纹DNA等信息进行比较。(本章节简述,具体详情见附5章节)(142页)
    (十一)曾庆伟具有‘惯犯累犯’事实(146页)
    (十二)曾庆伟‘对现场遗留鞋印足迹做了掩饰狡辩的准备’(141页)
    (十三)几乎作案人在作案后都有弥补遗漏行为,曾庆伟也不例外(150页)
    (十四)认定发案原因也是栽赃(157页)
    (十五)栽赃目的达到,赃物失去意义便会处理‘蒸发’消失。犯罪特点确定证据标准,因此,结案不需找到被盗涉密电脑(161页)。
    (十六)形成盗窃链条,盗案可破可结。(162)
    (所述‘40多个大小认定证据’详细见下面分别述说)
    …………………
    以下先通过 ‘ABC’ 序号以三方面说明现场特别环境,然后大篇幅对‘40多个大小认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作详细具体说明。
    A、现场表明:
    ‘时间空间完全封闭’,较新光滑木地板上,没有其他任何人鞋印足迹及指纹等盗窃信息,也没有掩饰打扫痕迹信息,留有且只遗留有曾庆伟‘多个多窜范围大路径长’的‘新鲜鞋印足迹信息’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其数量多鉴定利用率大。
    涉密电脑被盗是周一(8月10日)。其上周五(即8月7日)中午或下午时间,福建办招待所还发生过两起盗窃。
    上周五(即8月7日)那天,曾庆伟在办公室上班,办公室放置的涉密电脑仍存在。当周一(即8月10日)早上曾庆伟上班,‘才’发现涉密电脑被盗。可确认发案时间是在周六周日及周一早上报案时点的那段时间内(多证据特征表明具体发案时间是8月10日周一早上约8点)。
    涉密电脑被盗的办公室,只有唯一的一道门口可供进出。办公室门口的对面是二幅滑动玻璃窗,另三方都是水泥墙壁。现场的条件证据是‘完全封闭’。多证据显示表明作案人不是从窗户进入,不可能也不是采取远距离钩钓等‘非常规’的方式偷盗涉密电脑,而是通过仅有的一道门踏步行走进来。这样,现场必遗留下鞋印足迹,才能将涉密电脑盗窃转移。被盗涉密电脑放置在办公室一个凹形房角最里面的位置,平时即使有外来客人走进该办公室办事,也不会踏入这一带,何况发案期还是福建办归并广东办才移交完工作的特别期间。此期间属于移交完工作处于休整的时间,几乎是关门上班。还有,此期间整个办公区域内,只有两个人且分别在两个房间上班。一个是曾庆伟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上班,另一个是一般涉嫌人冉福生在另一间协作处室房间内上班。从外面进入被盗办公室,需经过三道门,即:
    需打开必经的第一道反转几圈的铁门,然后经过一个裸露外阳台走廊,再进入一个大厅,以后再从大厅打开必经的第二道反转几圈的铁门,才能进入办公区域。最后在办公区域内,必打开第三道木门,才能进入被盗办公室。公安干警验证过几道进入的门锁,认定门与锁都是完好的,盗窃是使用钥匙正常打开的。整个办公室地面,当然包括放置涉密电脑的现场一带及转移被盗电脑较长路径的地面,都是容易折射痕迹的较新光滑木地板(木地板安装时间只有三年多,放置涉密电脑的现场位于一个凹形区域,其木地板更没多少人进去踩踏过),由于多日(至少两日)没有打扫卫生,地面积垫有较厚灰尘。报案后公安干警迅即专车拉来针对涉密物品的先进勘查仪器到达现场。这样,勘查时间离报案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多特征显示发案时间是报案当天(8月10日)早上约8点。这样,此时的鞋印足迹非常新鲜,加之是先进仪器,提取的效果非常清楚。经勘查,现场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人鞋印足迹信息及掩饰打扫痕迹,留有且只遗留有曾庆伟‘多个多窜范围大路径长成轨迹的新鲜鞋印足迹信息’。(为何不掩饰擦掉也有特别原因,见本章节134页,认定‘曾庆伟不便擦掉现场自己鞋印足迹’及等盗窃信息也有特别原因)。
    B、证据表明:
    曾庆伟报案当天在里面上班。因此,在曾庆伟常规日常上班‘放置普通电脑一般办公桌和配套所座椅子这一带,以及进出这一带的路径’,也遗留有曾庆伟本人多个成窜‘新鲜鞋印足迹信息’(样本足迹)及指纹DNA等信息。数量多鉴定利用率大。
    发案那几天,涉密电脑被盗的办公室,仅只有曾庆伟一个人在里面上班。
    同一间办公室内,曾庆伟分别管理使用一台普通电脑和一台被盗涉密电脑。平时常规日常上班办公,曾庆伟较长时间座在一般办公桌前面使用普通电脑。确实需要下载涉密文件时,曾庆伟才专程过去到专用电脑桌前(也是现场一带),以较短时间使用涉密电脑。这间办公室仅只有一道门进出。进门前右边紧靠窗边是一般办公桌椅一带,也是曾庆伟较长时间的上班区域(鞋印足迹样本区域)。进门右边最里面一个凹形房角内,是现场专用电脑桌区域(电脑桌内放置有整套涉密电脑,即电脑显示器、键盘与主机,这些分别装在专用电脑桌内)。所述两区域的一般办公桌与涉密电脑专用桌,其间隔距离至少三米。两区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且能完全区别。从门口到两个区域是‘大角度分开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射线路径,即:
    从门口进来,到其中一个区域,不需也不会经过另一个区域。同样,从一个区域到门口出去,不需也不会经过另一个区域。也就是说,曾庆伟上班,进入常规长时间上班放置普通电脑一般办公桌和配套所座椅子这一带(或从这一带出外)的‘路径’,不需也不会经过‘放置涉密电脑专用桌区域(即现场)’。整个办公室地面,都是容易折射痕迹的较新光滑木地板。由于多日(至少两日)没有打扫卫生,上面积垫较厚灰尘。平时常规上班,曾庆伟是9点才到办公室。发案的周一早上,曾庆伟特别反平时常规上班习惯时间,提前约1个小时,在约8点钟的时间进入办公室上班(反常规上班时间,可调查当时上班的职员,不是当时上班的职员不清楚)。既然报案当天曾庆伟在办公室上班,这样,在曾庆伟常规长时间上班放置普通电脑一般办公桌和配套所座椅子这一带,以及进出这一带路径,也遗留有曾庆伟‘多个成窜新鲜鞋印足迹’(样本鞋印足迹区域)及指纹DNA等信息。
    C、鉴定比对涉密证据:
    ‘现场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与‘曾庆伟当时上班进出路径及座椅一带遗留的鞋印足迹(样本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两者的数量多且鉴定利用率都大,将两者比较鉴定,还有多个证据印证,认定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现场完全时空封闭,盗窃必遗留鞋印足迹,光滑木地板能产生优质鞋印足迹,多天没打扫清洁卫生能完好保留鞋印足迹,公安动用涉密性质的先进仪器地毯似搜索,能提取完好鞋印足迹。鉴定样本,是曾庆伟本人踏步行走形成的,更保证了鉴定真实。加之,现场遗留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与鉴定样本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都在同一环境(相当于是同一现场),这样,所有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具有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的鉴定价值,且容易比对鉴定。
    还有多个证据印证是曾庆伟本人。详情请看:
    鉴定认定‘现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就是曾庆伟本人遗留’(111页)这部分内容。更能确保鉴定结果不会失真。
    将‘两区域’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进行对比甄别鉴定。当:
    (a)鞋印足迹是同一双鞋踩出来的;(b)鞋印足迹各相关部位的着力点、摩擦痕与步伐形态相同;(c)鞋印足迹上带来的附着物也一样;指纹DNA等信息也一致,等等。则这a、b、c等多个比较结果,可以判断认定:
    ‘现场留有且只留有的曾庆伟多个新鲜鞋印足迹及盗窃转移路径踪迹’,就是‘曾庆伟本人的真实鞋印足迹’。
    由于多证据特征表明发案时间离公安拉来仪器的时间仅约1个小时。‘两区域’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鉴定中,当结果是:
    不光遗留鞋印足迹一样,而且遗留时间(新鲜程度)也一致时,则可认定曾庆伟利用上班时间,跨进涉密电脑区域,将涉密电脑‘监守自盗’。因为,如果是其他人作案,不可能在此时此地‘当作曾庆伟的面’偷盗,更不可能在此时此地穿着‘当时还穿在面前曾庆伟脚上的鞋’偷盗。
    ...................
    在以上‘ABC’ 序号所述的环境结构下,再详细的具体的利用‘40多个大小证据特征’认定盗案唯一性与排他性。
    (二)认定现场能提取到所有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盗窃过程‘必遗留鞋印足迹’,现场‘完全能完好保留鞋印足迹’,公安能高质量提取‘鞋印足迹’和指纹DNA等信息。
    这个条件也是涉密证据,是认定唯一性排他性的必要证据,非常涉密。同时,也说明不光有多个鞋印足迹证据,还说明有更多涉密证据。
    1、认定公安能高质量提取‘鞋印足迹’和指纹DNA等盗窃信息
    福建办涉密电脑被盗后,曾庆伟以副厅级政府单位‘涉密电脑被盗’报案。公安机关肯定特别重视,自然的甚至是必须的要考虑并防止很多问题。如:
    1、福建是对台前线,离日本虎视眈眈巡逻窥视的钓鱼岛也不远;2、重庆市政府也表现出非常焦急重视的态度,跨省向福建省公安系统联系沟通过,恳请尽快侦破;3、被盗福建办单位是副厅级政府机关,级别还是较高的;4、被盗电脑内涉密程度如何,不同角度考虑的涉密价值有多大还是未知数;重庆市保密局知道后,是否内紧外松不便张扬;5、被盗单位领导是否有可能担心,如果向重庆市保密局报告,不但自己管的单位会受到全重庆市通报,自己本人也可能会受到连带处分,因此,被盗单位领导有可能不向重庆市保密局报告;6、重庆是直辖市友好关系,等等。
    于是,思明区公安局以直辖市副厅级政府单位‘涉密’性质的电脑被盗立案。考虑到案件的‘涉密性’,迅速出动了上了档次的区分局刑侦队亲自侦办,使用了特别先进的仪器设备,不放过每个角落,不放过一丝一毫,大面积、地毯式的对现场及办公区域有关范围的所有痕迹鞋印足迹指纹DNA等盗窃信息进行了有效提取。
    如此,现场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完全能有效提取。
    公安现场还提取了DNA及指纹等盗窃信息
    案发后,重庆多名领导前来思明区公安分局,关心盗案情况。在与有关领导沟通中,公安队长王微表示已提取了盗窃作案人的指纹DNA等信息。
    如果所提取的指纹DNA等信息是曾庆伟本人的,则更可锁定认定盗窃作案人是曾庆伟。
    2、认定盗窃‘必遗留鞋印足迹’等盗窃信息
    现场‘特定空间完全封闭’,只能踏步行走才能盗窃,认定‘盗窃过程必遗留鞋印足迹’。
    (1)被盗办公室只有一道门口可供进出。进出门口的对面有两个滑动玻璃窗,另三方都是水泥墙壁。涉密电脑放置在办公室进门右边最里面最偏角的一个凹形位置内,平时上班即使有外人进入该办公室办事,也不会轻易走到那儿去,且进入该办公室还需经过三道门:
    二道反锁几圈的铁门和一道带锁的木门。(2)被盗办公室虽在二楼,但下面是带了较高夹层楼面的‘聊聊按摩中心’门面,因此,其高度相当于三楼。除窗口外,被盗房间的上面下面与另三周都是钢筋水泥的板体或墙体。楼上是几道门反锁的办事处空房。办公室的窗口方,其窗子下面是‘聊聊按摩中心’娱乐场所的门口,白天自然明亮,晚上门面霓红灯的灯光广告通宵闪耀,似长明不夜城。再说,晚上也是上班的时间,值班人员与多个职员上班,或进出的客人也多。还有,随时有巡逻保安经过。加之墙壁也是陡峭光滑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墙壁爬上爬下,不但容易被发现,而且带着又大又重的台式电脑主机和显示器,从外墙搬动下来,容易摔下去,不死也会重伤。最关键的是窗台一带无翻越进出痕迹。(3)不可能采取远距离钩钓方式盗窃。被盗后,现场证据特征表明也不是远距离钩钓盗窃。a一是办公室窗户的对面,是相隔较远至少40米之距离的‘家家景园小区’。两处建筑物之间,要间隔一条行车公路过道,一条街边人行道,一条绿化带,还有按摩中心门口一个纵向停车坝子等。因此,间隔距离是非常远的。b二是仅有一道门的办公室门口,到被盗涉密电脑一带也有5米远。c三是涉密电脑是老样式。老式主机体积较大,有三大件。主机装在专用电脑桌框架内,键盘与显示器分别放在滑动板与桌面上。连接主机、显示器和键盘是通过几条线路(穿过专用电脑桌内部)缠绕组合在一起。这样,如果远距离钩钓拉动一个配件,由于线路的缠绕,则会拉倒整个电脑专用桌。发案后,现场情况是,虽然电脑框内组合的主机、显示器和键盘等各部份被盗拿走,但专用电脑桌子既没移动过,也没有被什么东西拉来横倒(内部有电源或信号线路穿插缠绕着电脑桌)。
    因此,完全封闭。所述仅有的一个窗户或一个门口,都不可能远距离钩钓盗窃,其发案现场也表明不是远距离钩钓盗窃。这个特别现场,只能踏步行走才能盗窃,这样,涉密电脑被盗窃后,现场必定遗留鞋印足迹。
    3、认定现场‘能完好保留鞋印足迹’指纹DNA等盗窃信息
    现场地面是较新光滑木地板,多天没打扫卫生,且盗窃后无打扫掩饰痕迹,认定只要产生鞋印足迹,便会完好保留。
    放置电脑一带的现场,特别容易折射出痕迹信息。现场全部是木质光滑可折射的环境,分别是:
    木质光滑的浅色木桌子台面、木质光滑的深色木地板、木质光滑的深色木板装修的一米高墙壁,等等,都是光滑可折射面。还有,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约10天前被辞退,一时间没人打扫卫生,现场一带积聚的灰尘自然较厚。因此,这样特别的现场,只要有鞋印足迹和指纹DNA等信息遗留,都能够完好的保存下来,且光滑可折射面,很容易让人们识别,自然也容易提取。
    发案时间完全封闭,多证据多特征表明发案时间离公安到达现场只有约一个小时(仅多只有两天时间)。这样,只要有鞋印足迹遗留,都能完好保存。
    还有,发案大时间段,恰巧是‘原重庆市政府驻福建办归并重庆市政府驻广东办’移交完工作才几天的时间。这个特别时间段处于休整状态,加之办事处目标任务几乎无硬性指标,因此,这几天基本上是关门上班,无什么外人进来。小时间段是,上周五曾庆伟在被盗办公室上班,一般涉嫌人冉福生也在另一个协作处室上班。此期间,曾庆伟没有说过涉密电脑被盗窃。间隔周六周日双休两天时间,多证据特征表明具体盗窃时间是周一报案当天早上约8点。因此,在完全封闭条件证据,地面又无打扫掩饰痕迹,以两天甚至仅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只要踏步行走盗窃涉密电脑,其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都能完好保存。
    (三)地毯似搜索结果:
    现场留有且只遗留有曾庆伟‘整个盗窃转移活动’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指纹DNA等盗窃信息。
    1、无打扫掩饰现象:
    一是发案后,凭肉眼观察,存放涉密电脑一带光滑可折射木地板上无拖帚打扫迹象,说明作案时也无遮掩意识;二是配合公安侦破过程中,也分析出作案没有遮掩戴套;三是作案以后重大涉疑人表现出‘此地无银三佰两’等特征,其事后弥补行为也暗示当时没遮掩戴套。
    为何不打扫掩饰?有其主要特别原因(详见本章节70页)。次要原因是重大涉疑人自感聪明、平时习惯于肆无忌惮玩小动作,以从没失手常得意,目空一切,无所顾及。
    2、专用涉密电脑桌、宽带网线、电脑连接水晶头与插线板等多个位置,也可能遗留作案人指纹痕迹等信息(包含DNA)
      (四)多个异常独特,完全能鉴定出:
    ‘现场多个多窜曾庆伟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真相本质)’,此结论还有多个证据印证
        1、现场与曾庆伟都具有多个异常独特,能鉴定甄别认定‘现场鞋印足迹是且只能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的’
    (1)现场异常独特,所遗留鞋印足迹‘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符合鉴定要求,保证鉴定准确不出错。
    根据A与B两条款所述,两区域不是山坡野道杂草丛生路不平,也不是公共场合人流量多容易错乱淹没,还不是偶然一个二个,更不是残缺难辨。总之,现场不是无法遗留或遗留不完整不清晰容易破坏的环境,提取鞋印足迹也不是一般的普通案件工具。
    现场时空完全封闭,盗窃必遗留鞋印足迹,光滑木地板能产生优质鞋印足迹,多天没打扫清洁卫生能完好保留鞋印足迹,公安动用涉密性质的先进仪器地毯似搜索,能提取完好鞋印足迹。加之,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与鉴定样本鞋印足迹都是多个多窜,间隔距离约3米,且都处于同一间小办公室,相当于是同一现场的同一环境。这样,所有鞋印足迹‘具有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的鉴定价值。
    (2)曾庆伟也异常独特。明显内盗,涉嫌人仅四个,而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胖子’突出特征。其‘步态’与‘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明显区别于另外三个一般涉嫌人。曾庆伟或许胖子原因,习惯于穿较软的平底鞋。因此,踩踏走路时,脚面与现场‘特定光滑木地板地面’的接触非常紧密。由于曾庆伟的足底有其自身独特凸凹不平的个性形态,加之曾庆伟又胖又重,对又软又平的鞋底施压,则在多天没打扫卫生的光滑木地板上会遗留下‘独特的凸凹不平个性压痕’、‘起落拖痕’与‘足迹的步法步幅步态特征’。
    (3)鉴定对比样本不是一双鞋子,更不是多环节提取的鞋模,而是具有多个异常特征的鲜活鞋印足迹,如:
    ‘样本遗留场地同现场一样具有多个异常独特’、‘曾庆伟具有多个异常独特’、‘曾庆伟本人亲自行走踩踏遗留’‘异常独特胖子形态的个性摆动遗留’、‘胖子较重对又软又平鞋底施压遗留’、‘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痕)完整清晰’和‘多个多窜提取应用率大’等等。同样,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也是如此形成的。以所述异常现场以及提取方式能保证两区域遗留鞋印足迹具有‘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的鉴定价值’,保证‘符合鉴定要求、鉴定准确、鉴定不会出错和结果唯一’。
    有的案件现场条件差,很难找到对比甄别的真实样本。或找到样本也难以提取。甚至认定鞋印足迹,仅凭涉嫌人走几步,看看便认定,没稳定性自然结果也不会稳定。
    (4)多个证据证明认定鉴定结果具有唯一性排他性
    诸多证据证明认定鉴定结果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特别是仅四人涉嫌人,其中的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胖子’特征,就是更换多双其它鞋也不能改变现场鞋印足迹相关着力点和所形成的轨迹。其他人不可能偷拿到曾庆伟的鞋子。还有,现场脚印与样本脚印吻合,多个证据表明发案时间离公安拉来勘察仪器只有约一个小时,此时,只有曾庆伟一个人在里面,只能是他监守自盗。等等。
    (5)鉴定准确唯一,也保证了认定唯一性排他性。
    不但鞋印足迹鉴定是曾庆伟的,而且现场有关指纹DNA等信息也鉴定是曾庆伟的,则更可确定是曾庆伟所为。
    网上查看有的错案,鉴定结果准确但不唯一,造成认定出问题。如鉴定涉嫌人是O型人血,就以O型人血的人定罪,但具备O型人血的人是成千上万,仅凭血型认定当然要出错。
    只有具备唯一性排他性的鉴定结果,才能保证认定的唯一性排他性。福建办盗案的鉴定结果准确唯一,是认定曾庆伟本人的重要依据。
     2、同一间办公室,‘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与另一边现成‘真实样本鞋印足迹’的不光完整清晰质量都优,而且采集应用率都大,两者比较鉴定,结果是同一双鞋遗留,比对‘鞋印相关多个着力点与步态等’(含遗留时间)完全相同。认定现场曾庆伟鞋印足迹是其本人遗留。
     仅一道门进出的同一间办公室,进门右边一个凹形房角内是‘被盗现场区域(含进出路径)’,留有且只遗留有曾庆伟鞋印足迹。进门前右边靠窗‘曾庆伟报案当时一个人在里面上班所使用的一般办公桌与座椅区域(含进出路径,特别是仅有的一道门进出路径)’,也遗留有曾庆伟本人真实踏步行走的鞋印足迹(即样本足迹)。两区域间隔约3米远距离,其地面情况、环境情况和负重情况等完全一模一样,相当于同一现场。两区域的鞋印足迹是多个多窜,其数量的采集应用率都大。将两区域(尤其是两条进出路径)的鞋印足迹对比鉴定甄别,完全能甄别鉴定出:
    所遗留鞋印的‘相关对应着力点’、‘起落拖痕’与‘足迹的步法步幅步态特征’完全一模一样,具有曾庆伟的个性特征,不但是同一双鞋遗留,而且是同一个人行走踩踏出来的。以此认定:
    现场曾庆伟鞋印足迹就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
         3、多证据证明是内盗,仅四个涉嫌人,其中的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大胖子’突出特征,由动力形态特征确决定,就是更换多双其它鞋也不改现场‘步态’与‘鞋印对应着力点’。其‘鉴定结果更准确’,更认定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十个以上特征证明锁定是明显内盗,涉嫌人仅四个。其中的曾庆伟,不仅是四个涉嫌人中的‘大胖子’,而且是公众公认的‘大胖子’,外面的人常常对曾庆伟以明显特征的‘胖子’称呼。这种[大胖子]突出特征,案件发生后仔细观察,曾庆伟具有‘体形明显肥胖,身材较宽较高,脚板较大,走路显沉重异样’。具有这种特别‘突出特征’,所产生的行走的足迹步态和鞋印对应着力点,就是更换多双其它鞋也不会改变。即,由动力形态特征确定,曾庆伟难改与样本相同的‘足迹的步法步幅步态特征’,也难改与样本相同的‘鞋印相前着力点’。
    涉及曾庆伟的足迹,范围较宽,路径较长。a存放电脑位置与宽带网线连接的路由器一带,其路径具有二米多距离远的木地板面,b从被盗电脑位置到门口一带,具有约四米多距离的木地板面,c将被盗电脑从办公室门口,经一个内部过道,再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具有至少四米距离通道的木地板面。所述这些活动路线,都会涉及作案人的鞋印足迹。还有,老样式电脑三大件,特别是主机体积较大重量较重,全部盗窃应该搬运两趟。如此,来回转移这个过程的鞋印足迹是‘很长很多的’,较长较多足迹信息可充分显现曾庆伟步态和鞋印相关着力点等特别个性。
    量变已达到质变,不但表明整个偷盗过程,更为涉密的是:
    多个多条范围大路径长的鞋印足迹条件证据,加上突出‘大胖子’特征,不但容易鉴定识别出‘现场鞋印足迹’就是曾庆伟本人踏步行走所产生,而且鉴定甄别效果具有真实准确性!
    明显‘大胖子’特征与达到质变的‘多个数量’,其鞋印足迹无疑还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唯一性排他性。以此更锁定更认定现场鞋印足迹就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4、可调查,发案期曾庆伟特别住宿环境,其他人‘无法偷拿到’曾庆伟报案当天‘上班一带’与‘盗窃现场’两区域遗留鞋印足迹所穿着的鞋。
    招待所两起盗窃与涉密电脑盗窃,计‘三起’盗窃,有机组合共同达到栽赃目的。在招待所‘先发生两起盗窃’至‘办公室后发生涉密电脑盗窃’期间 ,这个间隔双休的两天时间内,其他人‘更是无法偷拿到’也‘不可能设想到或预计会偷拿到’曾庆伟当时脚上穿着的鞋。说明现场曾庆伟鞋印足迹只能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发案期间,曾庆伟住在办事处安排的一套411号的周转房内。请看曾庆伟所住411号周转房情况。
    办事处共有四套周转房,都在同一幢楼。
    这幢楼只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安装在朝北一方的中间。楼梯转角处,每一层‘朝北的一方’都有一个采光口。楼梯另三面都是住房的隔墙。楼梯按楼层转弯逐级向上。
    办事处周转房的窗子全部在内阳台上,这个内阳台的窗子与楼梯的安装方向恰恰相反,是‘朝南的一方’。因此,曾庆伟所住411号周转房的内阳台窗子也是‘朝南的一方’。此方没有什么建筑物更不会有楼梯窗口等能让人伸手接触的条件,全是既高又陡峭的墙壁。办事处周转房,当然包含曾庆伟住的411号周转房,在阳台的窗子外面安装了牢固的全封闭防盗网。周转房窗子与邻近上下左右其它房子的窗子相隔较远。其它房子的窗子也是各自安了防盗网的。单位分配给曾庆伟住宿的411周转房与冉福生住宿的408周转房,是在同一幢楼的第四层楼,且两房还共壁。{但发案期,冉福生并没有住在这套408周转房内(见下面较详细说明)}。所分配周转房虽在四楼,但这幢楼的下面,还有一层与小区主干道平行的底楼。因此,所述第四层楼,实际相当于是第五层楼。还有,内阳台窗子这方的下面,是一个空旷的坝子。这样,曾庆伟所住楼的窗户,小区另三方的人都容易看到。五层楼,还是较高的,又是陡峭的墙壁,一般人是无法从这样的墙壁上爬上去的。爬这么高楼的墙壁,不小心掉下来会摔死的。何况对着的下面底楼还是物业管理所的办公房间。物业人员值班也会经常进进出出。因此,曾庆伟所住411号周转房相当是五楼,其墙壁又高又陡峭,仅只有内阳台的窗子不光有防盗网封闭,更不存在楼梯采光口等其它建筑物可让人接近的机会。曾庆伟如果将鞋子放置在自己所住411号周转房内,或放在‘全封闭防盗网的阳台内’,是非常安全的。因为,这种位置是:
    ‘五楼层非常高’‘防盗网完全封死’‘无其它什么楼梯转道窗口等建筑物可让人接近机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为了一双鞋子,不要命的从陡峭光滑墙壁上爬到五楼高的封闭阳台内去偷拿’。
    还有,曾庆伟,既是政府公务员,办事处工作性质与外面人打交道较多也是常事。因此,穿着的鞋还是较体面的,不光平时要保持清洁等保养,而且脱下后放置的位置还要安全,防止被别人偷拿掉。办事处周转房,不光统一安装有防盗网,而且还根据户型结构在房间内统一装配了必要的家具用具,如衣柜厨柜、双人大床等。这样,拧包进来则可居住生活。其中,每套周转房进门后的小空间处,就配备有一个多层木质结构大鞋柜。因此,曾庆伟在家脱下鞋子后,可放在屋内多层木质结构大鞋柜内,也可放在安了防盗网的内阳台内。这些位置,都是适合放置鞋子的地方,也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四个涉嫌人,除曾庆伟外,再分别说明另三个涉嫌人发案期住宿情况:
    
    一般涉嫌人冉福生。福建办的办公区域、福建办的招待所与福建办职工的周转房这三类房都在华福小区。发案时,冉福生住在外面叫禹州花园的另一个小区。禹州花园离华福小区还有一段路的距离。冉福生在外面禹州花园小区租房原因是:
    办事处职工周转房是一室一厅,面积较小,当时冉福生小孩快满20岁,小孩太大与大人住在一起,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于是冉福生将所分配的办事处职工周转房408号租给别人(发案期所租客人是泉州人,叫许春阳,电话:
    13850009115),自己在另一个禹州花园小区租了二室一厅面积较大的房子居住。也就是说,发案期间,曾庆伟所住周转房的隔壁,虽然是分给冉福生的周转房,但确是一个泉州人在租住。
    一般涉嫌人赵海伟。赵海伟当时住在一楼,即门牌是111号的套房,离四楼曾庆伟所住的411号房相差四层楼的空间 。
    一般涉嫌人李玉琼。李玉琼当时住在小区另一栋楼。
    因此,在招待所‘先发生两起盗窃’至‘办公室后发生涉密电脑盗窃’间隔双休的两天时间内,另三个一般涉嫌人或其他人根本‘无法偷拿到’,也不可能在招待所发生两起盗窃的两天时间内,‘预计会偷拿到’曾庆伟报案上班时脚上穿着的鞋。
    还有,另三个一般涉嫌人,不但偷拿不到曾庆伟的鞋,而且,就是假如偷拿到(特别说明是假如),盗窃中还必须有下面的事情要配套。对于这个一般涉嫌人,在这次作案前,必须找修足大师提前设法弄到曾庆伟的足模,然后手艺高超,将这个一般涉嫌人的足面精心修理,细磨成跟曾庆伟的足面一样,身体也要变成跟曾庆伟一样具有特别相同形体的突出大胖子的形体。达到这个一般人的脚面大小多个着力点与轻重等,踩在地上跟曾庆伟踩的一模一样。还有,要找个机器人,按照人体工程学,模拟成曾庆伟走路一样的步伐,其间,让这个机器人,长期严格将这个一般涉嫌人的走路习惯,训练成跟曾庆伟这个大胖子特别形体走路一模一样。这样,在盗窃中踩着的步态才能跟曾庆伟异样步态一模一样。所述这些幻想,在招待所才发生两起盗窃的周六周日这个非常时间段,既要偷拿到曾庆伟的鞋,还要走起路来让产生的鞋印相关着力点和足迹跟曾庆伟一模一样,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三个一般涉嫌人,不论思考或是实际行动都不可能这样作,即使这样作也办不到。
    其他人不可能偷拿到曾庆伟报案当天上班穿在脚上的鞋。曾庆伟也心理明白。于是发案后很长一些时间,可能至少一年以后,曾庆伟为弥补这个遗漏,做过一些补救。[见149页这一节(十二)几乎作案人在事后都有弥补遗漏行为,曾庆伟也不例外]。
        5、现场鞋印足迹与样本鞋印足迹完全一样。多证据表明‘发案时间’离‘勘察时间’仅一个小时。此时间段只有曾庆伟在里面上班,因此,现场鞋印足迹只能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1)发案时间是精心策划好的,几起作案时间的安排是非常有道理的。办公室盗窃涉密电脑是‘在过了周六周日双休后的周一早上’。招待所两起盗窃是上周五。如果连续上班,即‘头天上班,第二天也上班’。头天招待所被盗窃,第二天早上又盗窃涉密电脑,仅过一个晚上。这样,由于头天晚上被盗,保安防盗意识临时肯定会特别增强。如果防盗意识临时增强的保安,在这个晚上值班很认真很警惕,清楚的回忆当晚根本没人进出过福建办事处的大门,则对于曾庆伟第二天报出涉密电脑被盗案件,很容易怀疑是曾庆伟早上自己监守自盗。因此,曾庆伟选择具有两天双休息时间过后作案,即8月7日星期五下午盗窃招待所,间隔周六周日两天休息时间,在8月10日星期一早上自盗电脑。这样,在间隔了两个白天三个晚上的时间后,保安或人们不敢轻易断定,就不容易怀疑是曾庆伟自己盗窃自己使用的涉密电脑了。
    (2)曾庆伟报案当天,即周一早上,‘特别反常规上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即约8点到达办公室’。平时曾庆伟与大家一样,上班时间习惯于约9点以后才到办公室(可调查当时上班的职员)。道理很简单,说直一点,办事处工作的考核指标是软指标,年终总结笔上生花也可以,所以不忙碌。完全靠自觉。
    冉福生当时住在外面叫禹州花园的另一个小区。周一早上约8点半,曾庆伟用手机告诉住在禹州花园的冉福生,说办公室涉密电脑被盗,叫冉福生尽快来办事处,看看冉福生你自己上班的协作处房间是否有什么东西被盗。冉福生当时还在家里,听到这个电话后,约20多分钟到达办公室。先查看所上班的协作处房间,先观察摆设照旧原样,再仔细看保险柜等位置,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被盗。然后到曾庆伟上班的办公室房间门口,一方面说明协作处房间没有被盗,另一方面观察办公室,看看平时容易看到,所放置的涉密电脑确实不见了。约9点钟,曾庆伟向110报了涉密电脑被盗的案。
    (3)从所汇报资料可看出曾庆伟算得非常精。作案只需十几分钟。周一早上理直气壮上班,作案不容易让别人怀疑。如果周六周日双休时间专程来一趟办公室作案,一是没必要,二是不敢保证‘进出办公室期间不会被别人看到’。万一运气不好,被保安或其他人碰到,或被保安等人看到过他曾庆伟在周六周日双休专程到办公室来过一趟,则涉密电脑被盗窃很说不清楚,容易被别人怀疑。所以选择周一早上提前上班,在约8点‘只有一个人在办公区域’这个特别时间段,以理直气壮上班时间的理由盗窃,最为安全,时间也完全够。
    (4)曾庆伟想得多,考虑得也非常细致。既然是周一早上作案,又在周一早上报案,则:
    如果马上清理打扫现场痕迹,公安及时到达现场后,发现所清理的痕迹最为新鲜,鉴定发案时间最为接近报案时间,此时只有曾庆伟在办公室,则很容易想到是曾庆伟自己作案。故曾庆伟在现场遗留下鞋印足迹后不便清理,也没有清理(详细分析见本章节60页)。
    (5)如果是周一之前盗窃,则曾庆伟周一早上会故意来得晚一些,等隔壁协作处的冉福生先来上班。以后他再进来上班,然后打开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或进去两步,大呼:
    “不好了!涉密电脑不在了!”此时,很自然的是:
    或冉福生听到他的叫声,便马上会过来看看。或他主动过来叫隔壁的冉福生,到他上班的办公室观看。这样,可形成是其他人盗窃的印象,以避免对他的怀疑。
    但他没这样做,而是反常规上班时间,提前在约8点便到了办公室。
    因此,盗窃时间是早上约8点。这个时间是有道理的。
    (6)四个涉嫌人相比,只有曾庆伟周一早上8点盗窃才安全无忧
    另三个内部涉嫌人达不到什么目的不会操作这么多盗案(原因见具体案情)。涉密电脑被盗也不会给曾庆伟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招待所房间被盗更不会给曾庆伟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原因见案件详情)。即使涉密电脑会给曾庆伟带来什么保管不慎的负面影响,另三个内部涉嫌人员也不会在那两天进出办公区域作案。因为都知道,那两天之前的周五招待所才发生两起盗案,小区保安那两天特别警惕,一但被保安发现某人进出过办公区域,则很容易被引起怀疑。还有,只有曾庆伟才掌管有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这样,他可以将涉密电脑盗窃后,转移到办公区域当时二间无人上班的其中一个空房间。而转移进入某个无人上班的空房间后,由于其他人没有相应的钥匙,是看不到的。因此,曾庆伟这样操作是非常安全保险的。以后,再将被盗电脑慢慢的处理‘蒸发’消失则可。而另三个人要盗窃涉密电脑,由于没有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为防止被其他人看到,只能将被盗电脑拿出办公区域,然后经过所在小区一些路程带出去。想想,有主机的老式全套电脑体积多么大(带主机的三大件常规搬出一般要搬运两趟),在招待所才发生两起盗案这个敏感的非常时期,被当时非常有警惕的保安发现抓到后会是什么后果,这是多么大的风险。联想曾庆伟发案当天特别反常规的提前在8点左右进入自己办公室,这个时间作案可理直气壮的说明自己是正常上班。这样,只有曾庆伟才具备既方便又有胆量操作的盗窃的条件证据。另三个涉嫌人不但不是胆大妄为的人,更不具备这样好的操作条件。
    再说,因8月10日是周一,属上班时间。如果别的其他人此时进入曾庆伟办公室盗窃,再将盗窃的电脑三大件分批带着走出办事处,一不小心撞上曾庆伟进来上班,那不是自投罗网。
    也许有人会提出,一般涉嫌人可能穿上曾庆伟的鞋,嫁祸曾庆伟盗窃。如果这样,一般涉嫌人不会在这两天之前盗窃招待所了,因为招待所完全嫁祸不到曾庆伟。另一方面,招待所才发生两起盗窃,在这个非常时间,保安、离办公室较近的招待所租赁人员与小区居民等人非常警惕。还有,一般涉嫌人盗窃,只能将被盗窃电脑搬运出办事处,要经过小区一些路径。带主机的老式电脑三大件常规搬出一般要搬运两趟。想想,在众人警惕性特别高的这个非常时间做这样的事,那是非常危险的。风险这么大,都是几十岁数的人,这点安全智商还是有的。
    再说,已述,一般涉嫌人无法偷拿到曾庆伟报案当天之穿在脚上的鞋。更不会走出具有曾庆伟的大胖子形态的步态了。
    (7)既然多特征显示是曾庆伟周一早上约8点盗窃,此时,曾庆伟在办公室上班。再加上本章‘认定遗留鞋印足迹时间就是盗窃时间’。这样,‘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与‘曾庆伟当时上班遗留的鞋印足迹’完全一样是符合事理的。
    6、曾庆伟不可能飞。因此,在同一办公室,曾庆伟‘上班鞋印足迹(样本)’与‘现场鞋印足迹’两区域之间,其进入或退出现场的路径,必然遗留有他本人的‘过渡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这个‘过渡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盗窃信息,就是曾庆伟本人遗留(既是踏步样本又是盗窃行踪)
    (1)曾庆伟盗窃前,先进自己上班办公室,在常规上班的一般办公桌一带,拿取需要转移到的另一间空置房的钥匙,然后随身带着所拿钥匙,以‘过渡鞋印足迹’进入放置涉密电脑的现场。接着曾庆伟拨掉涉密电脑有关线路,将涉密电脑拿着走出办公室,经办公区域过道进入一个空置房间门口,再利用所拿钥匙打开空置房间门,将被盗电脑放入这个房间。盗窃转移完后,又以‘过渡鞋印足迹’回到常规一般办公桌及椅子一带的上班位置。这两个区域间遗留产生的‘过渡鞋印足迹’及指纹DNA等信息,就是曾庆伟本人遗留(既是样本又是盗窃行踪)。
    (2)当然,如果曾庆伟进了自己上班办公室,在常规上班的一般办公桌一带,拿取到需要转移到的另一间房的钥匙。然后先走出办公室,经过办公区域一个通道,到了需要转移进去的另一间房门口,用钥匙打开这间房的门。接着再返回来,从办公室门口直接进入放置涉密电脑现场,将涉密电脑分批转移到钥匙已经打开的这间空置房。以后返回来,又从办公室门口直接进入一般办公桌上班区域。则这条两区域的‘过渡鞋印足迹’,只能在门外显现。
    (3)曾庆伟在一般办公桌座椅一带,交给王微队长‘一个小偷没带走的财务软件’(该软件平时是插在被盗涉密电脑上的)。则:
    ‘现场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与‘曾庆伟当时上班进出路径及座椅一带遗留的鞋印足迹(样本鞋印足迹)’‘之间’,当曾庆伟进入现场拿取这个财务软件时,必然会在这个‘之间’遗留下曾庆伟本人的‘过渡鞋印足迹’。当然,曾庆伟盗窃过程中直接揣进自己衣袋包内,以后再交给王微队长。如果这样,更说明曾庆伟盗窃了。
    但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
    现场不但要保护,更不能进入。曾庆伟40多岁数,非常聪明,更会明白这个常识。因此,曾庆伟进入现场的‘过渡鞋印足迹’,只能是偷盗进入现场遗留的鞋印足迹,不是拿取什么小偷遗留的财务软件而进入过现场遗留。找拿取财务软件或类似其它什么理由进入,只能理解是为了掩饰偷盗产生的鞋印足迹所应对的狡辩。
        7、一件假外盗案,如果也遗留有曾庆伟鞋印足迹及指纹等盗窃信息,更认定曾庆伟本人盗窃(假外盗案情见附3资料)
    8月初招待所发生两起盗窃与办公室发生涉密电脑盗窃,计三起盗窃。多个特征显示是内盗,且是曾庆伟所为。过两个多月即当年11月1日,招待所又发生一起盗窃(第四起),多特征显示也是曾庆伟操作的假外盗案,以此转移内盗视线不要继续怀疑他。这起盗窃嘉莲派出所‘出过现场’,可从嘉莲派出所调出当时扫描的鞋印足迹查看,如果这次盗窃的现场也遗留有曾庆伟本人鞋印足迹与指纹DNA等信息,则更表明曾庆伟操作了福建办一系列盗窃案。
        8、公安还提取了指纹DNA等信息。所提指纹DNA等信息与曾庆伟比对鉴定,如果完全一致,则更认定曾庆伟盗窃。
    案发后,重庆多名领导关心盗案情况,前来思明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双方沟通中,区刑侦队长表示:
    现场也提取到指纹DNA等信息。如此,将所提取的指纹DNA等信息与曾庆伟指纹DNA等信息对比,如果完全一致,则更加认定曾庆伟作案。
    事实上,盗窃过程涉及面较宽,较大面积的电脑桌、电源插线板、路由器线路等位置都可能遗留有曾庆伟指纹DNA等信息。
    总之,多个证据理由都表明现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是曾庆伟本人遗留。
         9、关键的关键是:
    现场与曾庆伟都具有多个异常独特,完全能够鉴定出现场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所述鉴定结论还有多个证据印证。还有指纹DNA等信息。
      a、现场环境及提取方式具有多个异常独特:
    (1)完全封闭,盗窃必遗留鞋印足迹。(2)承痕体的地面是较新光滑木地板,且多天没打扫卫生,也没清除痕迹。(3)多证据表明发案离勘察时间约1个小时(最多两天内)。(4)现场有且只有曾庆伟遗留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5)公安以针对涉密性质仪器勘察搜索,能完好提取。b、曾庆伟也具有多个异常独特。(1)明显内盗,涉嫌人仅四个,而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胖子’突出特征。其‘足迹步法步幅步态特征’与‘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痕)’明显区别于另外三个一般涉嫌人。(2)曾庆伟或许胖子原因,习惯于穿又软又平的鞋。因此,踩踏走路时,鞋底与现场‘特定光滑木地板地面承痕体’的接触非常紧密。(3)曾庆伟胖子的足底面较大,有其自身独特凸凹不平的个性形态,加之曾庆伟因胖而重,对又软又平的鞋底施压,则承痕体是多天没打扫卫生的光滑木地板上,会遗留下他独特的‘凸凹不平的个性压痕特征’等。此个性具有唯一性排他性。c、相当于现场一带还遗留有现成对比鉴定样本。鉴定对比样本是:
    与现场同一间办公室,离现场约3米远距离,环境与现场相同,‘报案当天’,曾庆伟上班座椅一带及进出路径,也遗留有他本人亲自行走踩踏遗留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样本)’。d、注意,本案鉴定对比样本不是一双鞋子,更不是多环节提取的鞋模,而是具有多个异常特征的鲜活鞋印足迹,如:
    ‘样本遗留场地同现场一样具有多个异常独特’、‘曾庆伟本人具有多个异常独特’、‘曾庆伟本人亲自行走踩踏遗留’,其旧鞋具有‘个性部位特别磨损程度’,‘个性脚印步法步幅步态,异常独特胖子形态的个性摆动遗留’、‘胖子较重对又软又平鞋底施压遗留’、‘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痕)完整清晰’和‘多个多窜提取应用率大’等等。同样,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也是如此形成的。以所述异常现场以及提取方式能保证两区域遗留鞋印足迹具有‘客观真实完整清晰利用率高的鉴定价值’,保证‘符合鉴定要求、鉴定准确、鉴定不会出错和结果唯一’。e、容易甄别鉴定得出结论。思明公安鉴定部门曾获鉴定技术非常优秀好荣誉。将现场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与相当于是现场一带的‘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鞋印足迹这个样本’比对,完全能甄别鉴定出:
    两区域所遗留鞋印的‘相关对应着力点(痕)’、‘起落拖痕’与‘足迹的步法步幅步态特征’等鉴定要素完全一模一样(若鉴定出遗留时间相同更说明问题),由于多个异常独特,不但能鉴定出是同一双鞋遗留,而且能鉴定出是同一个人亲自行走踩踏遗留的。以此认定:
    现场曾庆伟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的(真相本质)。f、所述鉴定结论还有多个证据印证:
    (1)明显内盗,仅四个涉嫌人中,曾庆伟具有公众公认‘大胖子’突出特征,就是更换其它鞋也不改现场‘足迹步法步幅步态特征’与‘鞋印相关对应着力点(痕)’等鉴定要素。(2)可查,发案前其他人不能偷拿到曾庆伟报案当天‘办公室上班一带’或‘现场’两区域遗留鞋印足迹所穿着的鞋’。(3)现场与样本的鞋印足迹吻合,多证据证明发案离勘察的间隔时间约1个小时,此发案时间现场一带只有曾庆伟,其鞋印足迹只能是曾庆伟鉴守自盗遗留。(4)两区域间还有曾庆伟本人‘过度鞋印足迹’。(5)有关可查资料和案情表明曾庆伟敢盗窃也操作了这次盗窃,另外还提取了指纹DNA等信息。等等。g、多个异常独特条件促成本案能破。鉴定结论不但是同一双鞋遗留,而且‘是曾庆伟本人摆动行走踩踏遗留(真相本质)’,加之鉴定结论还有多个证据印证,更可断定鉴定结论准确,这是本案能破的关键。
    (五)曾庆伟遗留的多个多窜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已经显现出‘盗窃转移过程的行踪(真相本质)’,此真相也有多个证据印证,具有直接证据价值。排尽多个合理怀疑,只能是盗窃遗留。
    1、‘曾庆伟遗留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已经证明‘现场盗窃转移过程(真相本质)
    现场鞋印足迹是‘多个多窜范围大路径长’,显示围绕被盗电脑,拨出电源与网线的‘较大范围行踪’,盗窃转移‘形成踩踏路径轨迹’,特别是将涉密电脑偷取后,从被盗电脑的位置转移出办公室,然后经过办公区域的过道,再进入另一个房间。这个路径是较长的,其反复转移的足迹轨迹更能反映曾庆伟的整个偷盗过程。由于被盗涉密电脑是老式电脑,由三大件组合,其中的主机体积较大又重。所以,不光是路径较长,而且应该搬运两趟才能偷完。可见,遗留鞋印足迹不但非常多,而且还能证明具体的盗窃转移过程(真相本质)。
         2、认定现场‘鞋印足迹遗留时间就是盗窃转移作案的时间’
    一是直接认定:
    
    这个认定很涉密,有必要再哆嗦强调‘时间空间是完全封闭’这个特定条件证据。整个办公室,除门窗外,上面下面及四周都是坚硬的钢筋水泥板体。窗子下面是‘聊聊按摩中心’的大门口,白天晚上都有人上班,来往的客人也较多,保安也常常在这一带活动。白天自然明亮,晚上也是霓红灯通霄闪亮。因此,只要有人在墙壁上爬动都能发现。窗子的高度相当于3层楼,又是陡峭的墙壁。仔细查看窗子一带,灰尘较厚,无人为跨入痕迹。门口到专用电脑桌距离至少5米。窗口离对面家家景园的建筑物距离起码40米以上(其间,间隔有行车公路、绿化道、门面较宽的纵向停车位等)。因此,其环境不可能采取远距离钩钓方式偷盗。再说,电脑主机、键盘与显示器,分别装放在专用电脑桌的各个专门放置的位置内。主机、键盘和显示器的信号线通过专用桌后面或内部穿梭联接,还要接外面的电源线和网线。如果远距离钩钓,则‘电脑专用桌’因多条线缠绕也会一并被钩钓带出外面或被拉倒。可发案后,电脑专用桌仍放在原处,没有被拉倒下,只露出:
    ‘没有放置显示器’的桌面、‘没有放置键盘’的滑板,和‘没有放置主机’的专用空格。如此的现场,表明不是采取钩钓的方式盗窃。因此,完全封闭特别条件证据下,只有通过仅有的一道门口进来,然后踏步行走才能将涉密电脑盗走。且现场也证明是踏步行走盗窃的。现场较新光滑木地板上积垫有较厚灰尘,又无打扫掩饰痕迹。这样,只要有鞋印足迹产生都能留下。人不可能飞,发案特别环境,即使遗留有打扫掩饰痕迹,也会在打扫掩饰的头尾遗留下鞋印足迹。这种不是公共场所不是外人能到达的地方,具有‘特别特定完全封闭现场’的证据价值,这样的客观条件也是证据非常涉密非常难得,是支撑认定‘盗窃时间证据’的涉密的基本的证据。
    还有,较新光滑木地板,多天没打扫卫生,也没清除痕迹,发案最多两天时间内(多证据表明仅1个小时内),所遗留鞋印足迹能完好保存。这也是‘特别特定的涉密证据’。
    在这两个‘特别特定证据’的条件证据下,极速飞艇官网来做如下严谨的认定:
    (1)、如果现场曾庆伟的鞋印足迹是在涉密电脑被盗之前产生,则,被盗之前曾庆伟的鞋印足迹能够留下,那么盗窃涉密电脑其他人产生的鞋印足迹是在曾庆伟之后,所形成的鞋印足迹更为新鲜更应该留下。可现场在‘完全时间空间封闭没有打扫掩饰擦痕’的条件证据下,除了曾庆伟的鞋印足迹外,没有其他任何人鞋印足迹(这也是客观的涉密证据)。这说明曾庆伟遗留下鞋印足迹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人来过现场,当然也没有其他人来过现场盗窃从而遗留下鞋印足迹。同时,也说明曾庆伟的鞋印足迹只能是在涉密电脑被盗窃的‘当时’或盗窃之后遗留。(2)、如果曾庆伟鞋印足迹是在涉密电脑被盗窃之后产生,则,涉密电脑外形较大,其深色电脑与淡色专用电脑桌和白色墙壁背景的对比度非常强,较远处就容易发现整套涉密电脑都不存在,加之上周五招待所才发生两起偷盗事件刺激神经,很容易想到或很容易明白涉密电脑已经被偷盗。曾庆伟40多岁阅历深又非常聪明,发现涉密电脑不在后,正常情理本能自我保护行为是:
    为防止粘边说不清楚和有利于公安侦破案件,不但不会轻易进入现场,而且还要远离现场甚至保护现场,绝对不会发傻进入现场遗留下多个自己‘多个’‘成窜’‘多范围’‘长路径盗窃转移’的鞋印足迹(为何不掩饰擦掉见本章节67页),更不会进去在电脑桌一带,形成遗留下将‘主机、显示器和键盘’整套电脑偷盗的鞋印足迹及转移路径。(3)、曾庆伟遗留鞋印足迹时间的认定,由(1)认定遗留时间‘只能在盗窃之时或盗窃之后’,由(2)认定遗留时间‘不可能在盗窃之后’。将两方面的认定结合,则完全锁定认定:
    现场遗留鞋印足迹的时间只能是在‘盗窃之时’。也就是说:
    ‘发案期’现场遗留下曾庆伟多个‘成窜配套’新鲜足迹的时候,就是曾庆伟进入现场实施偷盗的时候。
    二是多证据表明发案时间是周一早上约8点。这个时候的办公室,只有曾庆伟在里面上班,没有其他人,或即使有其他人,但其他人不可能穿着‘面前曾庆伟脚上还穿着的鞋’。很显然,这个时候遗留鞋印足迹的时间,只能是曾庆伟‘监守自盗’遗留鞋印足迹的时间。
    (发案时间是周一约8点的证据特征:
    详细说明,见第(三)大条款,认定‘现场鞋印足迹就是曾庆伟本人遗留’。其中第37页:
    多证据特征表明发案时间是周一早上约8点。)
    三是鉴定认定:
    多证据表明发案时间离公安拉来勘查仪器仅1个小时(发案最多两天时间内)。现场信息与样本信息都是最新鲜的,且都完整清晰采集应用率大。将‘现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与‘同一间办公室曾庆伟当时在里面上班的鞋印足迹(样本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比对鉴定,不但显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一致,而且显示出是同一时间发生。更能说明现场遗留的鞋印足迹时间就是具体盗窃作案的时间。还能表明曾庆伟上班时间监守自盗。
        3、认定现场遗留鞋印足迹及还有指纹DNA等盗窃信息是曾庆伟‘有意进入现场偷盗遗留’
    一是由现场环境的B条款所述,‘现场放置涉密电脑专用桌区域’与‘曾庆伟长时间常规上班桌椅区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区域,间隔约3米。从仅有一个门口进入(或外出)两区域的路径是互不影响永不相交的两条射线。这样,曾庆伟上班,进入‘长时间常规上班桌椅区域(或从这一带出外)’的‘路径’,不需也不会经过‘现场区域’。
    二是即使操作涉密电脑,其遗留下的鞋印足迹也是范围小且个数少,不会形成是围绕整套被盗电脑‘主机、显示器和键盘’‘拨出二条电源线行踪、拨出网线行踪和转移出外行踪,等等’,即,不会遗留下整个盗窃过程‘涉及电脑桌前后左右范围较大且个数多的鞋印足迹’。偷盗中拨出有的线路会涉及专用电脑桌后面或另一些位置,还有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也是较长路径,正常进入操作涉密电脑根本不会涉及与盗窃相干的过多位置和转移出外‘再从过道向另一间空着的无人办公室行走’的较长路径。
    三是可调查背景资料也反映出曾庆伟‘敢操作会去操作且容易操作’福建办多起盗案。
    其实,现场整个盗窃过程已经反映出曾庆伟是有心有意专门进入现场进行了偷盗。
    4、证据会说话,认定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及还有指纹DNA等盗窃信息,‘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特别注意:
    本款所述的严谨认定,是‘大前提完全覆盖’的条件证据。因此,所得出的认定结论证据也是具有完全覆盖的结果。这些,对于完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特别涉密。
    对于现场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曾庆伟也许会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来狡辩,但现场有关证据特征会否定反驳:
    
    一是现场在‘时间空间都完全封闭’特别条件证据锁定下,不可能也不是采取钩钓方式盗窃,只能踏步盗窃且必遗留鞋印足迹。现场只遗留有‘经过鉴定甄别’确实是‘曾庆伟本人’的鞋印足迹,没有其他人的鞋印足迹。‘时空完全封闭条件证据下’,涉密电脑不会凭空而飞的丢失,这是基本常识,也是科学的时空理念。所以,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为何不清理擦掉见本章节67页)。
    上周星期五,曾庆伟还在办公室上班,没有发现涉密电脑被盗窃。从上周星期五到当周星期一,只有两天时间(多证据特征表明只有1小时)。也就是说,涉密电脑在这仅两天时间之内被盗(多证据表明在1小时内)。这么短的时间,现场在‘时空完全封闭,较新光滑木地板,没有掩饰打扫,只要有人盗窃便会产生清晰的鞋印足迹’特别条件证据下,所显示是,除遗留有曾庆伟本人的鞋印足迹外,没有其他人的鞋印足迹。因此,‘时间与空间’完全封闭特定条件证据下,现场新鲜清晰的曾庆伟鞋印足迹,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但也是附带’。
    电脑几十斤重不会飞,这是基本常识,是地球上科学的时空观。只要鉴定是曾庆伟本人的鞋印足迹,便可认定是曾庆伟本人盗窃。
    二是本节所述‘认定3’已经认定:
    现场遗留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的时间就是盗窃作案时间。
    也就是说,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之时,‘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三是也可按认定‘现场遗留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时间只能是盗窃时间’一样的方法严谨认定,得出结论:
    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由于这个认定很涉密,有必要按认定时间的方式进行一下类似严谨认定。现场环境证据表明:
    特定‘时间空间完全封闭’条件证据锁定下,多证据表明发案时间离公安到达勘察的时间仅1小时内(最多两天内),加之不可能也不是远距离钩钓,必须踏步行走‘遗留下鞋印足迹’才能盗窃。在这种特别条件下,作以下认定:
    (1)如果曾庆伟遗留鞋印足迹,是‘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在涉密电脑被盗‘之前’进入。则,被盗之前曾庆伟‘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的鞋印足迹之前能够留下,那么涉密电脑被盗产生的其他人鞋印足迹,肯定是在曾庆伟‘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鞋印足迹之后。既然在之后,则所形成的鞋印足迹更为新鲜更应该留下。可现场在‘完全封闭没有打扫掩饰擦痕’的特定条件证据状态下,除了曾庆伟遗留的鞋印足迹外,没有其他任何人遗留的鞋印足迹(这也是客观的涉密证据)。这说明曾庆伟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下鞋印足迹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人来过现场,从而现场没有遗留下其他人鞋印足迹。也就是说,现场‘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不是电脑被盗‘之前’,只能是‘盗窃之时’或‘盗窃之后’。(2)、如果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进入现场是在涉密电脑被盗之后。则,涉密电脑外形较大,其深色电脑与淡色专用电脑以及白色墙壁背景,其对比度非常强,较远处就容易发现整套涉密电脑不在了,加之上周五招待所才发生两起偷盗事件刺激神经,很容易让人想到或很容易明白涉密电脑已经被偷盗。曾庆伟40多岁阅历深又非常聪明,发现涉密电脑不在后,正常情理本能自我保护行为是:
    为防止粘边说不清楚和有利于公安侦破案件,不但不会轻易进入现场,而且还要远离现场甚至保护现场。也就是说,曾庆伟发现电脑被盗后,不会‘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进入现场。再说,此时涉密电脑都没有了,以操作涉密电脑进入更没理由。(3)、由(1)认定:
    现场‘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不是电脑被盗‘之前’,只能是‘盗窃之时’或‘盗窃之后’。由(2)认定‘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不是‘盗窃之后’。结合(1)(2)两方面认定,现场‘以操作过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只能是‘盗窃之时’。因此,曾庆伟在现场遗留的鞋印足迹,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中的附带’。
    四是曾庆伟鞋印足迹已经形成‘盗窃转移整个过程链条’,已经涉及到与盗窃相干的多个位置和范围,涉及到盗窃与转移,特别是涉及‘在办公区域进入另一间当时无人办公的房间的转移’‘应该转移两趟’等较长路径。因此,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纯粹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遗留的鞋印足迹是范围小个数少,不会形成围绕整套被盗电脑‘主机、显示器和键盘’的鞋印足迹,不会有‘拨出二条电源线、拨出网线’的多个行踪,更不会涉及到盗窃与转移特别是‘在办公区域转移进入另一间当时无人办公的房间’‘至少或应该两趟’较长路径等过程。整个现场盗窃过程遗留的鞋印足迹是范围大个数多路径长。输入信号线会涉及到较远处(间隔约3米另一张曾庆伟上班的普通桌)放置的路由器。两条电源线会涉及较远放置的插线板,就是拨出几大件的多条组合信号连接线,也要绕到专用电脑桌后面才能拨出。因此,盗窃中会涉及另一些相关的区域和位置,盗窃后转移到另一个当时无人办公房间所涉及路径也非常长。还有,涉密电脑是老式电脑,其主机既笨重体积又较大,加上显示器和键盘等整套设备,要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应该搬运两趟,这样,‘行走踏步的鞋印足迹,加上盗窃前要进入现场,应该有四窜’。多么明显的差别!正常进入操作涉密电脑根本不会涉及与盗窃相干的过多位置、较长路径和较多转移足迹。
    五是多证据特征表明是周一早上约8点发案,发案时间离拉来仪器勘察的时间只有约1个小时。此时现场遗留的鞋印足迹最新鲜不说,与曾庆伟报案当天上班遗留鞋印足迹的时间基本一致。这样,非常新鲜非常清晰容易看清两者情况。将‘现场曾庆伟遗留鞋印足迹’与‘周一曾庆伟当时在同一间办公室常规普通桌椅一带上班’所遗留鞋印足迹(样本足迹)进行鉴定比较,如果鉴定出是同一个时间遗留,则说明是自盗遗留。也就是说,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六是公安还提取了偷盗人指纹DNA等信息。所提指纹DNA等信息与曾庆伟比对鉴定,如果完全一致,则现场曾庆伟所遗留的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只能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盗窃过程中的附带’。
    案发后,区刑侦队长王微与重庆领导沟通中表示:
    现场也提取到盗窃人指纹DNA等信息。
    现场盗窃过程涉及面较宽,较大面积电脑桌、电源插线板、路由器线路等位置都可能遗留曾庆伟本人信息。
    5、认定只有曾庆伟才具备容易盗窃转移和能够临时窝藏被盗电脑的特别条件证据
    曾庆伟过去负责办公室工作,发案时又是临时负责人。因此,其他职员离开办事处后,将上班的办公钥匙退出来都是移交给曾庆伟。这样,曾庆伟掌管有整个办公区域各个房间的钥匙。办公区域当时有两间无人办公的其它房间。这两房间只有曾庆伟才有钥匙打开。因此,曾庆伟盗窃涉密电脑后,可转移窝藏放置到当时无人上班这两个房间里面,其他人是无法看到的。反之,其他人将盗窃的涉密电脑临时放置在自己办公的房间或都有钥匙打开的仓库,由于曾庆伟有各个房间的钥匙,也容易被曾庆伟发现。所以,整个办公区域,只有曾庆伟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证据:
    盗窃并转移放置在只有他本人才有钥匙打开的两间无人办公的其它房间,别人不会发现。可调查当年当时上班的职员,发案那些年那些时期,福建办的职员都是9点才来上班,曾庆伟更是如此。可报案当天曾庆伟确特意反常规上班时间,提前在8点钟就到了办公室。整个办公区域的外面有两道大铁门锁着,别人不可能进来。此时此地,整个办公区域就只有他一人,从办公室内盗窃再转移到办公区域其中一间无人上班的房间,其整个活动的时间最多十几分钟。这样安全无忧的环境条件证据,当然便于曾庆伟盗窃转移和窝藏。可见,福建办涉密电脑‘监守自盗’多么容易啊!多起盗窃结合认定是栽赃,作案人先将涉密电脑从办公室盗窃,然后转移到办公区域另一空着的房间临时窝藏,以后再慢慢将所盗电脑处理‘蒸发’消失则可。因此,思明区刑侦大队当时以涉密性质侦办,在涉及整个厦门区域的公安内网上通报,出动多名干警,以非常时间非常手段在福建办周围布控,监听涉嫌人赵海伟手机(所谓当时被公安圈定的涉嫌人,现分析具有曾庆伟栽赃赵海伟,以言语诱导公安圈定的嫌疑),询问过此期间经过这一带的出租车司机及小区有关人员,但都没有发现‘涉密电脑’或‘可能装有涉密电脑包裹’转移出外的迹象。
    6、再认真再仔细查看,即使现场有打扫清除掩饰痕迹,早于作案人不可能飞,则进入或退出打扫掩饰区域的头尾,显示出仅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认定是盗窃作案的鞋印足迹信息
    如果再认真再仔细查看,即使现场有打扫掩饰痕迹,但现场有且只有曾庆伟遗留的鞋印足迹。根据福建办环境及盗窃性质,即使遗留有掩饰打扫痕迹,其掩饰打扫的周边或进入退出位置,也必然会显示作案人的鞋印足迹。
    一是只有内部人员盗窃才会考虑‘可能比对鞋印足迹’或‘容易比对鞋印足迹’,以此才会考虑清除掩饰打扫。外部人员盗窃后不会临时窝藏,一走了之,没必要掩饰打扫,更不会将被盗窃电脑的几大件放置外面公共场地(保安或其它人容易看到),再回来从内到外花费时间掩饰打扫。
    二是如果要掩饰打扫到外面,则,对现场的掩饰打扫,只能是逐步由内向外退出,一边打扫一边撤退。但退出必经之道的里面第二道铁门与外面第一道铁门之间,这个‘之间’路程,是经过一个大厅,接着经过大厅前面一条约六米长的全裸露外阳台过道走廊,才能到达第一道铁门的外面。这条全裸露外阳台过道走廊,是在二楼(加底楼门面夹层相当于三楼)。办事处所在的小区,四周是房,中间是一个大草坪。这个大草坪的四周都是高楼。因此,这条全裸露仅在二楼的外阳台过道走廊,面向大草坪,其位置是较低的,又无其它建筑物阻拦视线。如果在这样的过道上走廊上掩饰打扫,直至掩饰打扫到第一道铁门(打开第一道铁门)外面公共场所场地。则大白天,或即使是晚上,也有通宵路灯(含小区长明大灯)的照亮下,外面的保安等上下楼的人都明显容易看到。几佰户人家的四方形小区,另三方的人也容易看到。曾庆伟从来没有到过全裸露外阳台的过道走廊打扫过清洁,会让人们感到并认为,在发案期间这样的打扫行为是一种反常。多证据特征显示作案时间是报案当天早上约8点,这个时间已经是大白天了,人们都容易看到。若假定是周六周日双休不上班时间作案,则不论白天或晚上半夜(常明灯照亮下),不上班双休日的此段时间,到全裸露外阳台过道走廊的区域打扫地面,更会让人(特别是保安)感到甚至认为是一种反常。这种容易被看到且是反常行为,对于作案人来说是绝对要忌讳的。
    三是明显内盗,将被盗电脑转移到办公区域另一个房间临时窝藏,不需经过外面全裸露的外阳台过道走廊。其实,在办公区域内的曾庆伟多窜鞋印足迹,巳经表明盗窃之后,再接着向另一间无人办公房转移的整个过程。
    四是公安干警地毯似跟踪鞋印足迹的搜索,仅对整个办公区域进行了搜索,没有搜索到外面小区公用场地,说明盗窃行走的鞋印足迹或即使发现有关掩饰打扫痕迹,也只在办公区域内。既然掩饰打扫的周边必然显示作案人的鞋印足迹,现场区域一带只有曾庆伟鞋印足迹,这样,打扫掩饰痕迹的周边特别是头尾所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只能是曾庆伟‘进入掩饰打扫区域’或‘从掩饰打扫区域’退出来所产生的踪迹。这种掩饰打扫区域范围的头尾仅遗留的曾庆伟鞋印足迹,很明显是作案后的足迹信息。
    (六)认定‘曾庆伟不便擦掉现场自己鞋印足迹’及等盗窃信息也有特别原因
    现场明显只有曾庆伟足迹。只要是有点阅历的正常人都容易想到:
    这是明显的重大证据。难道曾庆伟就没想到?深思分析,曾庆伟作案前后都是想到的,而且事前预谋的周密计划也设想到了掩饰擦掉作案足迹这个关键环节。但‘百密也会有疏漏’,在作案中途被意外因素影响,由此在作案过程中不得不放弃掩饰擦掉行为。分析认定应该是这样的:
    曾庆伟在发案当天早上约8点钟进入办公区域,进入过程中按进入门的顺序分别关好锁好进入办公区域的两道大铁门。然后,曾庆伟先打开离大铁门较近的自己上班的办公室,径直的走到自己保管钥匙的地方(抽屉、铁皮柜或保险柜),从里面拿出空置房间钥匙(只有曾庆伟才掌管了办公区域所用房间钥匙)。将钥匙放在身上包内(或先走出自己办公室,打开其中一间无人办公的房间后再返回来)。然后径直的到了涉密电脑一带,先非常小心谨慎拨下电源接线头或插线板、宽带网线等电脑上的线路,再将主机、显示器和键盘等整套涉密电脑部件分批转移到事先开好的那个无人上班的办公房间。经过这样转移后,他应该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自然是该掩饰打扫现场产生的鞋印足迹。可正当准备打扫(或打扫了一小点)自己鞋印足迹时。唉呀!糟糕!一个没预想到的惊异现象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这就是:
    过去平时是临时工李玉琼打扫办公房间的卫生,七月底福建办归并广东办移交工作,同时辞退了打扫卫生的李玉琼和赵海伟两个临时工,八月初几天时间处于休整期间,基本上是关了办公区域外面大铁门上班,在这近10天的时间里,还没有人打扫过卫生。这样,光滑木地板上积淀的灰尘较厚(也许就是这个现象在制定偷盗的计划内没有想到)。在‘较厚较厚’的灰尘下,如果打扫出较大面积且还留有足迹头尾行踪的擦痕,其‘对比度显现太强太明显’了,很容易看清掩饰擦痕不说,最关键的是还容易识别出是当时打扫的新鲜擦痕。公安一到,全场搜集证据,如果显现的是当时打扫的新鲜痕迹,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段只有曾庆伟在办公室里面,岂不是让公安警察惊异:
    ‘这是刚打扫的新鲜擦痕,只有在办公室上班的唯一的曾庆伟才具备这条件,也只有做了贼的人才会心虚的给以掩饰’,马上可锁定曾庆伟作了案!所以,曾庆伟犹豫考虑的想法是:
    毕竟自己在办公室上班,现场出现自己鞋印足迹,可解释为自己上班时到现场去过,有时操作涉密电脑也是要到涉密电脑专用桌现场的。因此,曾庆伟从后果轻重上权衡,也许保留自己‘新鲜鞋印足迹’比打扫过后留下‘新鲜掩饰擦痕’更不容易暴露。于是原计划不得不停了下来。
    现实很多案件就是这样,计划想了又想,思了又思,感觉很周全很周密,可作案中被某种意外现象提醒感觉不对或临时被什么意外事打扰,不得不改变原计划。一部罗马尼亚经典电影《雨夜奇案》就是对这样问题的最好说明。电影中作案人在外面淋了一身大雨进入室内现场,将雨水淋过的外衣挂在靠近穿衣镜子的衣架上。然后作案。作案后,作案人将外衣滴在衣架下地面所产生的雨水痕迹擦掉。哼!就是这个掩饰擦掉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让及时赶到的侦察员在勘察中看出破绽:
    穿衣镜子显示了明显的雨水痕迹,而这‘雨水滑过痕迹’是皮衣服或塑料衣服上的雨水贴到镜子上‘流下去’形成的,可地面确无雨水并且显现出人为掩饰擦掉的痕迹,这样的结果不光证明是他杀,而且作案人也以此而暴露。所以,有的案件或许不做掩饰擦掉之类的事还不容易发现。可见,福建办盗案,曾庆伟留下自己足迹信息但不掩饰擦掉也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从所汇报资料可看出,曾庆伟特别比一般人更狡诈更凶狠:
    当需要拉拢别人时则扯关系寻求共同点,甚至表现出同情对方的模样,可当需要牺牲别人时则反手不留情面猛烈攻击。常常一旦设计好攻击方案,下手时便不计过程,不计手段,不计恩情,不计是否会对他人或单位难以估量的后果,只管强硬的达到既定目的。曾庆伟与临时工赵海伟有较深矛盾,此案发生时间恰巧是赵海伟刚被辞退。而此时,福建办招待所等工作还需要他,或深圳那边有关工作他也可以去做,于是,多个干部还希望并向领导建议赵海伟再回来。这个非常时间(从后面发案详情可看出,赵海伟被辞退很大可能是曾庆伟误导领导有关),曾庆伟是要置赵海伟于无法挽回的境地,因此,在此时作案达到栽赃赵海伟具有偷盗嫌疑非常必要,这种特定效果,自然赵海伟被辞退后不可能再回来。这样,作案中下手操作只管按既定方案程序进行,中途有什么疏忽并不考虑或考虑较少,甚至根本不在意。加之多次玩小动作从没失过手,认为别人不会识破更不会追究的侥幸心理。还有仇恨赵海伟容易失去理智的强制阻止心理。以及对人对事常常表现出的霸道无所谓的行为。因此,尽管现场留下了曾庆伟自己的足迹,但当时的曾庆伟也会考虑较少或蛮不在乎。
    发案很久一段时间后,才与小区物管保洁员商定:
    对办公区域的清洁卫生,每周由小区保洁员打扫两次。
    为掩饰自己鞋印足迹,曾庆伟还将电脑主机上插着的一个财务软件(类似U盘,比U盘稍大点)故意特别留下,公安来到,将这个财务软件主动交给公安。如果以后公安发现并询问现场为什么会有曾庆伟鞋印足迹时,则曾庆伟可找‘进入过现场拿过这个财务软件’为理由,对现场遗留自己鞋印足迹进行嘡噻掩饰。事实上,公安到达现场后,曾庆伟在自己常规上班的一般办公桌的座椅上,主动说明被盗涉密电脑上插着的这样财务软件小偷没拿走,然后将这个财务软件亲手交给公安队长王微。所以,遗留财务软件交给公安这个细节,可解释为曾庆伟掩饰自己鞋印足迹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一种需要嘡噻而找的狡辩借口。
    盗窃人都会找歪歪理由狡辩,所有监守自盗作案人都可解释为正常上班去过。不过,本案前面巳认定现场遗留鞋印足迹,‘是盗窃时间的遗留,’‘是盗窃转移涉密电脑过程遗留;即使有操作涉密电脑等其它事由遗留,也是附带’。
    (七)认定明显内盗有‘11个证据’(本章节例出十个条款,具体内容见附2章节案件详情15页明显内盗分析)
    1、一是进入现场必须经过的八道门,上面的门锁(七把机械锁与一把电子锁)都是通过钥匙顺利开启,门锁外部与锁具内芯都无技术性伤害痕迹。被盗后,八道门锁不但正常开启且无异样感觉,以后还较长时间的继续使用,这是认定内盗最重要的证据。
    2、二是三起盗案的房间全部窗户无翻越进出痕迹。
    3、三是被盗现场与一般外贼纯偷盗行为完全相悖。没有‘能进则进、能撬则撬、能捞则捞、一片狼藉’的贪婪现象,连一点动过其它物品的痕迹都没有。
    4、四是带上体积大且无多少价值的旧电脑走出小区,容易被发现,外贼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5、五是插在涉密电脑上价值3000元的财务软件小偷不带走,放在涉密电脑桌的台面上,分析也是别有用心。
    6、六是从三起盗案综合分析,性质是对内部人员的栽赃陷害,只有内部的人才会这样操作。
    7、七是以往租住过招待所被盗房间的客人,配过钥匙返回来盗窃几乎不可能。
    8、八是不会有敞开三道门离开办公场所的事情。
    9、九是分析盗案为有意栽赃内部特定人员。那么作案人也是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指向’的故意做成‘内盗现场’,暗示内部特定人员,让人们认定是内部人作的案,以此达到栽赃内部特定人员的特别目的。
    10、十是如果现场勘察结果没有外面人员的痕迹,只有内部涉嫌人员痕迹,更可印证是内盗。
    11、十一是当年办事处另一起盗窃,也是多个证据显示内盗。8月初涉密电脑等三起盗窃发生后,当年11月1日,办事处招待所又发生盗窃,此盗窃是思明区嘉莲派出所出场的,证据上又显示内盗。
    (八)福建办的盗窃过程就是栽赃过程(本章节简述,详情见附2具体案情)
    1、作案过程:
    有心做成多起系列链条盗案,围绕目标多角度折射,达到全面准确快速聚焦效果,让人们尽快想到并锁定被栽赃人
    曾庆伟在八月初操作三起盗案,完美组合,达到全面准确快速栽赃临时工赵海伟的效果。事后被怀疑,于是当年十一月一日又在招待所制造一起假外盗案,企图转移内盗视线。
    2、作案方式:
    刻意从多个场合做成完全封闭的内盗,从多角度提醒,让人们尽快认定内盗,并锁定被栽赃人
    ‘10个证据’认定是明显内盗(具体内容见附2章节案件详情15页明显内盗分析)
    3、作案条件证据与时间:
    提前准备作案工具,周密策划盗案时间。在策划的特别时间,曾庆伟敢大胆操作
    福建办招待所不同于外面天天轮换住宿的宾馆,而是同住家房一样按月长期出租,按月收取租金。三起案件发生后,管理招待所的过程中,冉福生问赵海伟:
    “万一租住客人的钥匙掉了如何办,有没有备用钥匙?”赵海伟说:
    “有,曾庆伟拿去了。”冉福生一听,感觉奇怪!便问:
    “他又不管招待所,怎么把钥匙交给他?”赵海伟说:
    “是他主动要去的。”冉福生疑惑:
    曾庆伟不管招待所,主动要去招待所备用钥匙作什么?
    如此说明:
    曾庆伟对盗窃招待所的作案工具是早有预谋。
    盗案时间也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对大中小三个时间段,设计得非常完美。
    (1)大时间段
    以八月初,恰是赵海伟被辞退才几天的时间。有关汇报巳反映出赵海伟再回聘的机会很大。为防止赵海伟被回聘,在这个期间作案栽赃赵海伟非常必要。
    (2)中时间段
    招待所两起盗案安排在上周五下午。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曾庆伟在上周五的上午特地进协作处,给协作处上班的冉福生打招呼,说下午到厦门车管部门去拿一个计费单据。事实上,平时他出外少于打招呼。另一方面,出外拿取什么单据也不会占据整个下午时间。曾庆伟本身住在招待所小区内,招待所两起盗窃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则可完成作案。因此,在大中午(12点至3点期间)或下午出外一趟回来后都可作案。但曾庆伟这样作可以摆脱招待所二起盗案对他的怀疑。如果查账,所报单据中,可能还真有一张那天时间打印的车管所费用单据。
    涉密电脑盗窃具体时间,安排在尽量不让保安等人怀疑的期间。如果连续上班,即‘头天上班,第二天也上班’。头天招待所两个房间被盗,第二天早上涉密电脑又被盗,仅过一个晚上。头天发生盗案,小区保安防盗意识会增强。一般来说,为防止小偷连续作案,发案当天晚上,保安值班肯定是非常警惕注意的。如果值班保安清楚回忆当晚根本没人进出过福建办大门,则第二天这么早发现涉密电脑丢失,很容易怀疑是曾庆伟早上进去监守自盗。因此,曾庆伟有意选择8月7日星期五下午进入招待所摆弄形成了两个房间盗窃现场后,以间隔周六周日两天休息时间后,在8月10日星期一早上约8点盗窃涉密电脑。这样,间隔了两个白天三个晚上后,保安等他人回忆较模糊,就不敢断定曾庆伟早上自盗了。
    (3)小时间段
    选择在可理直气壮进出且敢大胆操作的环境为具体时点。可以调查,福建办职员平时上班,几乎都是9点钟才到自己办公房间,曾庆伟更是如此。奇怪的是,涉密电脑被盗那天早上,曾庆伟约早上8点钟就到了办公室,此行为特别反常。这个特别时点,曾庆伟可以找以自己上班为理由理直气壮进出,而且此时整个办公区域没有另外的人,曾庆伟可大胆将涉密电脑偷盗并在办公区域内部大胆转移。还有,这样的时间,一般人是不会对他产生怀疑的。
    4、公安侦破中二个涉密细节(详情见案情)
    (1)第一个细节
    案发后,公安及时到达现场。(勘察现场期间,可能曾庆伟暗示了所栽赃的赵海伟)王微队长问曾庆伟,赵海伟与你是否有矛盾?曾庆伟回答:
    “没有。”事实上,曾庆伟与赵海伟的矛盾是公开的。严重之时,赵海伟对曾庆伟还大声说过‘你小心点!’,其差点动干戈的紧张气氛,惊动了福建办在场所有职员与重庆有关部门。原在福建办上过班的职员与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有关领导都知道,可曾庆伟确明显‘说慌’。
    其实,发生这么多这么大的案件,曾庆伟预料到公安会了解办事处其他知情人员,而这些知情人员都会如实回答他们的关系。如此让别的知情人来回答曾庆伟与赵海伟有明显矛盾隔阂,让别的知情人暗示‘赵海伟对曾庆伟使坏偷了涉密电脑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做的结果,比曾庆伟自己直接说出来,更不容易想到他曾庆伟有栽赃赵海伟的涉嫌。
    或许,这是种本能条件证据反射,‘做贼心虚又要掩饰’,一时间要回答,左右为难,在心急之下表现出慌乱的搪塞。
    (2)第二个细节
    发案后几天的一个下午,冉福生下班离开办事处约20分钟,曾庆伟向冉福生挂来电话,说公安人员来办事处,要冉福生回办事处汇报一些情况。既然是公安问话,冉福生自然是迅速返回办事处。冉福生回到办事处后,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公安(思明区刑侦队白队长)与曾庆伟座在办公室。冉福生座定后,认真接受提问。老公安(白队长)当着曾庆伟的面:
    “说说办事处最近偷盗情况!”冉福生如实向老公安述说汇报:
    ‘8月7日晚约8时与晚约9时招待所两个房间分别发现两起盗案,8月10日早上约8点半办公室发现涉密电脑盗案’。老公安(白队长)听说后,当场惊了一下,紧锁双眉:
    “哟!你们招待所还发生了两起盗案唢?”冉福生当时的心理也感到诧异:
    怎么,曾庆伟还没给你汇报过?
    随后两人陪同老公安(白队长)到了招待所,认真的察看了被盗两个房间情况(此时,被盗两个房间的租户也下班在家)。
    招待所发生两起盗窃,对办事处来说是件大事。由于曾庆伟当时是临时负责人,案发当晚,赵海伟接到租住客被盗电话后便向曾庆伟及时报告过(赵海伟当时住办事处周转套房,虽交出招待所工作,但招待所租住客还不清楚管理人员变更且巳移交有关手续之事,因此很多租赁客有什么事还挂电话找赵海伟)。同样,冉福生得知招待所被盗,到现场查看情况,随即也向曾庆伟及时通报了情况。因为办事处从来没被盗过,这也是大事,不管曾庆伟是临时负责人或是一般职工,都有必要通报。
    曾庆伟知道招待所被盗窃,但非要让别的知情人来汇报招待所案件。其实,他早巳预料到别的知情人都会如实回答。但如此让公安从别的知情人那儿听来汇报,从别的知情人的回答中综合分析来感觉赵海伟涉嫌最大,比他自己说出来更不容易想到他作了几起盗案,既可以达到让公安感觉赵海伟可疑,又可回避自己全面栽赃赵海伟的嫌疑。
    (九)‘涉密电脑盗窃’与同时发生的‘福建办招待所另两起盗窃’构成犯罪链。其‘动机结果、预谋策划、盗窃过程、累犯惯犯和习惯玩小动作’五个方面分别构成具体犯罪链条,有机组合栽赃某特定人员,所有证据特征指向曾庆伟
    1、从动机结果分析,多证据特征表明‘涉密电脑盗案与招待所两起盗案’巳构成‘有机组合围绕目标的栽赃链条’。(详情见附2盗案资料)
    8月7日这个上周五招待所603房与702房同时发生盗窃,紧接着8月10日的周一便发现涉密电脑盗窃。三起盗案,让办事处职工想到:
    只有赵海伟才涉及三起盗案房间的钥匙(当时其他人不清楚曾庆伟主动从赵海伟手上主动要去了招待所备用钥匙),自然让办事处职工很容易想到赵海伟偷盗涉嫌最大。这三起盗案,如同三个较大的聚光镜片,同时向一个焦点聚交辐射,较全面准确的栽赃形成‘刚被辞退员工赵海伟’具有偷盗嫌疑效果。彻底断绝赵海伟还有很大可能再回聘回来的机会。
    具有10个证据显示‘明显内盗’。以后才发现,涉密电脑盗案‘现场盗窃过程只有曾庆伟本人鞋印足迹’。招待所的两起盗案,通过有关资料及调查询问多个人,均表明与也与曾庆伟有关。
    发案不久,内部职工感觉是曾庆伟所为,便给有关部门作了书面汇报。接着,当年11月1日招待所402房又发生一起假外盗案,有关证据表明此案也是曾庆伟所为,具目的是转移内盗视线,以此不要怀疑到他身上。
    如此,四起盗案构成曾庆伟盗窃犯罪链条。
    2、从预谋策划分析:
    几起盗案的作案是‘精心预谋策划的系列链条’
    第(七)个认定已经汇报说明过。
        3、现场曾庆伟多个成窜足迹,显示围绕被盗电脑拨出电源网线行踪和形成盗窃转移轨迹,则现场盗窃也形成‘盗窃过程链条’。
    现场曾庆伟足迹不是一两个,而是多个成窜。多个成窜足迹能反映出曾庆伟盗窃作案过程。特别是将涉密电脑偷取后,从被盗电脑的位置转移出办公室,然后经过外面过道进入另一个房间,这个路径较长,其足迹轨迹更能反映出曾庆伟的整个偷盗过程。
    曾庆伟是公众公认‘大胖子’,如此,明显内盗仅只有四个涉嫌人中,这样的鞋印足迹轨迹涉密特征无疑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具有排他性唯一性。
    4、从累犯惯犯分析:
    福建办涉密电脑,巳经两次被曾庆伟作为特别工具操纵,形成‘涉密电脑被当作特别工具重复利用操纵的系列链条’。
    详情见第(十)款,‘认定曾庆伟具有‘惯犯累犯’事实’一节。
    5、从可调查的曾庆伟习惯玩小动作背景分析:
    涉密电脑等多起盗案,又丰富了曾庆伟累犯惯犯‘习惯于玩小动作的系列链条’
    福建办真的怪事多多!可以调查(见所附可调查资料),曾庆伟平时胆大妄为,习惯于玩小动作。因此,曾庆伟‘敢操作会操作容易操作’福建办涉密电脑盗案。
    从特别手段、作案动机与目的分析;从平时‘胆大妄为’和‘平时习惯于小动作,具有侥幸心理’分析;从顺手方便的作案过程分析;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政客心理及个性特点分析,等等,曾庆伟都‘敢操作会去操作’福建办多起盗案。
    (十)两个月后福建办招待所402室又发生盗窃(第四起盗窃),多证据特征表明仍是曾庆伟操作,此案做成假外盗案,以转移内盗视线,摆脱对他的怀疑。(本章节简述,详情见167页附4章节)
    福建办成立以来,从没发生过盗窃,三起盗窃发生后,多个特征显示是内盗,且是曾庆伟所为。过两个多月,即当年11月1日,福建办招待所又发生一起盗窃(第四起),招待所402房间被盗。多特征显示是:
    福建办职工已经发现是内盗,将盗窃情况如实反映到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等部门。曾庆伟也感觉内盗太明显,且已经怀疑到他身上,于是又做这次盗窃,且有意做成一次假外盗案,企图转移内盗视线,以此转移对他的怀疑。
    此案,嘉莲派出所出过警,可从嘉莲派出所将提取的信息资料调集出来,与曾庆伟本人的鞋印足迹(样本足迹)比较。如果发现现场又有曾庆伟鞋印足迹,或指纹或DNA等有关曾庆伟的信息,则更说明曾庆伟作了多起盗窃事件。
    因此,涉密电脑与招待所402室盗案可一并侦察。
    (十一)认定曾庆伟具有‘惯犯累犯’事实
    1、从特别角度考虑,曾庆伟二次将涉密电脑作为‘特别工具’肄意玩弄
    2006年:
    在重庆市委专门组织的“真诚为民,极速飞艇官网发展”活动中,曾庆伟长达20多天不(在涉密电脑上)下载一次涉密文件,导致福建办受到全重庆市通报批评。通报批评指出,是“很不负责和不严肃现象”。那段时间曾庆伟没有多少其它事务,贻误下载涉密工作没有理由开脱责任,具有故意贻误的嫌疑。目的是:
    造成工作出现问题作为特别手段,然后借此以临时工赵海伟配合不得力为理由,逼领导允许他另外找临时工(如找仅他自己明白的亲信)(详细内容见附5资料)。
    2009年福建办涉密电脑被盗(即这次)。由巳汇报过的资料可以看出,案件明显内盗且曾庆伟具有重大嫌疑。目的是:
    以盗案为手段栽赃,达到排除并彻底清除巳有严重隔阂的临时工赵海伟(见附3资料)。
    两次涉密电脑事件,前一次为操作人明显是曾庆伟所为且具有故意嫌疑,后一次(即现在)为操作人不明显但曾庆伟具有最大嫌疑,都是将涉密电脑作为特别工具肆无忌惮有意的玩弄。这样,曾庆伟两次将涉密电脑作为‘特别工具’肄意玩弄,从特别角度分析,具有‘惯犯累犯’性质。因此,现场显示只有曾庆伟新鲜足迹信息是符合情理的。
    可找当时上班的职员调查,曾庆伟与被栽赃特定人员有明显隔阂的历史。
    2、从利用掌握办公区域房间钥匙玩小动作上考虑,也具有‘惯犯累犯’现象
    陈勇主任在福建办主持工作期间,蒋洪明协作处长在位时,陈勇将协作处的有线长途电话关掉,改为使用50元长话卡。接着,另一个干部蕙惠继任协作处长后,陈勇不但取销有线长途电话,连50元的长话卡也被取销。想想,没有长话,协作处是单独办公的处室,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招商引资?每届协作处长任期多年,二届协作处长时间是很多年被停长途电话。公事公办,福建办如何招商。当时的陈勇主任快到50岁,其领导智商不应该这么低,一定有某种‘不得不停止’因素的直接影响。福建办涉密电脑盗案发生,分析是曾庆伟利用了保管的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这个特别条件证据操作的。如果这样,类比分析。很有可能曾庆伟也曾经利用他保管了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悄悄溜进协作处房间,有意将协作处的长话打多。如此,让当时的办事处主任看到费用较高的电信单子,再听他乱说一些‘协作处莫须有但又无法说清楚的多打长话理由’等负面言语。这样,当时的办事处主任不得不同意长期关停协作处座机长话。曾庆伟当时有利用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嫌疑,长期停了协作处的长话,让协作处对外少联系甚至不对外联系业务,则少做事少开支很多业务费,这样便能节省大量资金在账上,让大写不封头手法套取出更多现金。(详情见所附资料5)
       如果‘涉密电脑被盗’与所述‘导致协作处长话长期被停’都是曾庆伟利用保管办公区域多个房间钥匙操作的。那么,曾庆伟就将钥匙作为了重复作案的工具。如此,现场显示(特别是转移路径显示)只有曾庆伟新鲜足迹,也是符合情理的。
    (十二)曾庆伟‘对现场遗留鞋印足迹也做了掩饰狡辩的补救’
    有个购价3000元的金算盘品牌财务软件(类似U盘,比U盘稍大点),平时是插在涉密电脑上的。公安到达现场后,曾庆伟说明这个软件小偷没带走,主动交给了公安王微队长。
    遗留这个财务软件,分析有两个可能目的。
    第一个可能目的。这个财务软件,购价3000元较值钱,小偷不要;插在涉密电脑上很容易想到可能藏有涉密信息,但小偷也不要,体积小重量轻顺手可揣进包内也不带走。如此,具有暗示盗窃涉密电脑的动机,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机密,而是有人给操作涉密电脑的人使坏。让人们想到这个作案人可能是与他有矛盾隔阂的内部某个人员。这样,便达到栽赃某个人员的效果。
    第二种可能目的。由于现场遗留有曾庆伟足迹,但曾庆伟当时又不便掩饰擦去。作案过后,曾庆伟从另外的角度想方设法为自己解脱。于是,曾庆伟故意将这个财务软件留下,让其产生这样的效果:
    如果警察来了,将这个财务软件主动交给警察,为以后警察发现现场只有他一个人鞋印足迹这个事实埋下狡辩的伏笔。也就是说,以后警察通过提取的信息发现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足迹时,他便以发案后主动交过财务软件给警察的行为,狡辩他拿取财务软件进入过现场,这样,以此说明现场当然会留下他的足迹。通过这样的狡辩,达到掩饰他真正盗窃涉密电脑产生的鞋印足迹。但不管曾庆伟怎么狡辩,有一个道理曾庆伟是清楚明白的。那就是:
    发案现场不但要保护,更不能自己或允许他人进入,现场的东西更不能轻易接触移动,这是基本常识。一些小孩都明白这个道理,曾庆伟是40多岁阅历且见过很多世面的聪明人,更是清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曾庆伟这样的行为动作,只能说明曾庆伟为以后公安发现现场只有他作案的足印痕迹后,以这个行为动作来刻意掩饰。所拿财务软件上可能有曾庆伟指纹痕迹。如果财务软件上没有留下他的指纹信息,那说明曾庆伟是有保护现场意识的,在财务软件的拿取上也是非常小心的,不轻易留下自己指纹。其实,财务软件后端有一个小孔,上面系有一根小细绳,曾庆伟只需用手指尖捏住小细绳,稍稍用力,便可从电脑上拨出来,或用纸包着等方式拨出,都不会在财务软件上留下他自己的指纹信息。当然,尽管曾庆伟有保护现场意识,拿取财务软件中也非常小心,但稍不留意,或当时被什么意外事惊扰,也有可能留下指纹信息。
    但是,就算进入现场拿取过财务软件,也不可能形成盗窃整套涉密电脑的多个多个多窜的鞋印足迹。
    经过分析得到一个提醒:
    要防止曾庆伟找这样那样的歪歪理由掩饰狡辩。
    (十三)几乎作案人在事后都有弥补遗漏行为,曾庆伟也不例外
    曾庆伟的初衷是,作案后达到目的,此事就会跟过去玩的小动作一样不了了之。事实上,人们确实没想过曾庆伟会操作这样的案。可明显内盗冉福生也成了涉嫌人被卷了进来。于是,逼迫冉福生不得不强制思考。明显内盗,从涉嫌的四个人平时人品考虑,冉福生感觉是曾庆伟作了案,以后得知曾庆伟主动要去招待所备用钥匙,更加锁定曾庆伟。后来慢慢综合多种信息,冉福生明白曾庆伟盗窃目的和过程。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冉福生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
    这一下,曾庆伟可能慌了,于是‘此地无银三佰两’,在当年十一月一日作了一次假外盗案,企图转移内盗视线(见附4资料)。还有,曾庆伟特别清楚现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鞋印足迹,这是个很容易识别认证的突破口,当时没法掩饰擦去,过后必须设法补救。于是,曾庆伟又‘此地无银三佰两’,在鞋印足迹上刻意的进行了补救掩饰。
    福建办当时有四套单位周转房。四套周转房都在一幢楼内,分别是四楼两套,一楼两套。四套周转房的面积与户型结构都完全一样。每套周转房都进行了简单装修,当然,公家周转房,不是上档次装修,更无什么木地板概念。与此匹配,还根据户型结构在房间内统一装配了必要的家具用具,如衣柜厨柜、双人大床等。这样,拧包进来则可居住生活。其中,每套周转房进门后的小空间处,就配备有一个多层木质结构大鞋柜。曾庆伟与冉福生按分配分别住在华福小区单位周转房411室与408室,两房都是四楼,为同一层楼且共壁,其公共区域也是共有的长条过道。其他职工不住这儿且上下班也不经过这儿。发案几年前,冉福生住在周转房408室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期间,没有发现过曾庆伟所住的411房门口摆放过什么鞋子等东西。冉福生因小孩较大而单位周转房较小,于是,离发案时间之前很长的时候,便搬出408室,在相邻的另一个叫‘禹州花园’小区租住较大的房子了。自己分配的408室这套周转房租给一个泉州人。当然,这套周转房所有钥匙(含单元门的电子锁)全部给了这个泉州人。发案时间,冉福生仍租住在相邻的另一个 ‘禹州花园’ 小区(即没住在自己周转房内)。直到发案第二年的年初才搬回分配的原408室周转房。可搬回来后,发现曾庆伟所住房411室门口,不管白天晚上,即24小时都一直放着一双深色大人旧塑料拖鞋和一双白色小孩旧网鞋。甚至春节放假一个月,曾庆伟一家人回重庆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这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这双白色小孩旧网鞋仍放在门口(按理放假这么长,且一家人都暂时离开厦门一个月,这么长时间应该放回屋内)。冉福生还注意到,曾庆伟无论平时,或上班期间的中午或傍晚下班时间进入所住房间后,足上穿着的鞋都没有脱下放在外面公共过道门口,也没有增加另外的其它鞋放在门口。想想也是,周转房每套房进门后的小空间处,就配备有多层木质结构大鞋柜,屋内屋外都不是木地板,外面行走穿在足上的鞋,从外面回家后如果脱下,正常习惯是放在屋内鞋架上或屋内的门口傍边,不会放在外面多人经过的公共过道上,以防丢失。特别说明:
    曾庆伟所住411室门口过道,不是私人宅院的内屋过道,而是一个单元几十户人上下楼(没有任何屏障)必经的公共转角过道,还是当层楼(也没有任何屏障)另两户多个人必须路过的公共过道。这样,平时穿着的鞋价值较大或较新需要继续穿的,如果放在门口,清洁工半夜凌晨4点多就打扫公共卫生,这样天天打扫卫生不小心会扫走;还有,所住单元还经常看到一个上下楼的老太太,习惯于收废品,感觉值钱也会顺手捡走;另外,转角楼梯的边沿扶手是小铁棍支撑有大空格结构,过路人不留意也会将鞋从铁棍间大空隙踢到四楼的下面。至于门口放的这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这双白色小孩旧网鞋不值钱,丢了也无所谓。
    单元楼上走廊尽头位置的个别住户,通过钢结构防盗门将过道封了一节,安装了带锁的钢结构防盗门。然后在里面脱鞋。但这样的脱鞋,本质上相当于是在自己屋内脱鞋。
    还有,曾庆伟,既是政府公务员,办事处工作性质与外面人打交道也是常事。因此,穿着的鞋还是较体面的,不光平时要保持清洁等保养,而且脱下后放置位置还要防止被别人偷掉。办事处周转房,不光在屋内进入的门口配备有多层木质结构放置鞋子的大鞋柜,而且还在内阳台上安装了防盗网。因此,曾庆伟在家脱下鞋子后,正常放置鞋子的地方,应该是放在屋内多层木质结构大鞋柜内,也可放在安了防盗网的内阳台内。这些位置,不但适合放置鞋子,也是非常安全不会被别人偷拿去的地方。
    曾庆伟为什么在发案后要这样摆弄呢?分析认为,现场只有曾庆伟的足迹,曾庆伟也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个很容易识别认证曾庆伟的突破口。由于当时打扫,‘会显示出刚打扫的新鲜擦痕,让公安很快也很容易锁定曾庆伟’,因此,曾庆伟当时不便打扫。以后,如果案件没有怀疑到曾庆伟,则此事不了了之。可是,冉福生等人以后不但怀疑上到曾庆伟,而且还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这样,曾庆伟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转移对自己的嫌疑。于是,曾庆伟在自家门口摆放这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这双白色小孩旧网鞋,以此向人们宣扬进屋有脱鞋习惯。如果公安以现场只有曾庆伟足迹为由作为证据,则曾庆伟可以狡辩说自己穿着的鞋进屋时(或睡觉时)放在了门外,嫁祸别的人员穿过他的鞋作了案,以此转移摆脱追究。
    但,这也是可甄别的:
    一是从现场足迹产生的时间上判别,将现场足迹痕迹等信息与发案那天早上‘曾庆伟在所盗办公室’上班可能活动范围(如被盗办公室他座椅一带)的足迹指纹痕迹等信息相互比较,当时间上显示一致时,可判断是曾庆伟上班之时作案的足迹(即作案时间上不是在曾庆伟上班之前)。二是现场范围较宽,足迹较多,将这些‘足迹、步伐形态着力点及附着物等’与曾庆伟在办公室上班活动走路的痕迹相比较,如果结果是一样,也可判断现场足迹是曾庆伟足迹。三是明显内盗,涉嫌人仅只有四个,而曾庆伟是公认‘大胖子’,明显特征所形成的鞋印与所走步伐,就是穿上其它鞋通过鉴定也能识别。四是还有上班与现场‘过渡鞋印足迹’,甚至还有DNA等信息。五是还可以找与曾庆伟住在同一层楼的住户调查,这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这双白色小孩旧网鞋是发案以后才摆放门口的,且曾庆伟平时进入他房间后,没有脱下他足上穿着的鞋放在外面。六是更换鞋行为与人们正常习惯相悖。对于不是私人自己宅院的内屋过道,而是多人经过的公共过道,人们更换鞋习惯是:
    拖鞋干净放屋内,进屋后,脱去外面穿的鞋,然后更换穿上拖鞋,不会将拖鞋放在外面多人必经的公共过道上弄脏。当然,所换下来的鞋也是放屋内鞋架上或屋内的一边,不会将所换鞋放置外面。七是办事处是不但是政府机关,而且还要经常与外面的人接触来往,所穿着的鞋子还是很体面较好的,不光要经常保持干净的保养,而且脱下后还要防止被别人偷掉或丢掉。因此,所放位置是很安全的。八是特别说明,周转房每套房进门后的小空间处,就配备有多层木质结构的大鞋柜,专门用于放置脱下的鞋子。还有安了防盗网的内阳台,也可放置鞋子。这些都是正常安全放置鞋子的地方。
    曾庆伟对自己的行为是非常敏感的。8月初发生三起案件后, 因明显内盗且怀疑到他身上,他便‘此地无银三佰两’,在当年11月又作了一次假外盗案,妄图混淆人们盯着的内盗视线, 以此转移对他的怀疑。同样,因现场只有他的足迹,公安很容易想到是他作的案,于是案发后,又故伎重演,在足迹上‘此地无银三佰两’,‘有心在他住房门口放置这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这双白色小孩旧网鞋’,以此在人们面前形成脱鞋进屋印象,妄图为自己开脱并转嫁他人作案。曾庆伟这个行为表明:
    曾庆伟明白‘现场只有他一个人鞋印足迹’,而且这些鞋印足迹就是他自己留下的。其行为也可算是‘曾庆伟作案后心虚的一个佐证’。
    本人从多个现象和多次与公安对接中分析出曾庆伟没有遮掩戴套。其中一个现象,便是从福建办为周转房配备有专门的多层木质大鞋柜,而曾庆伟确 ‘有心在他住房门口放置一双深色大人塑料旧拖鞋和一双白色小孩旧网鞋’上想到的,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佰两’的异常行为,因此从中感觉并分析判断曾庆伟没有掩饰,直接穿了上班时的鞋作了案。曾庆伟的所作所为,也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做贼心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朴实道理。
    曾庆伟是善于掩饰的,从回答公安二个提问中也可看出此人的狡诈(见公安侦破中两个涉密细节)。
    哪个犯罪人都想摆脱嫌疑。如果曾庆伟这样摆弄也能蒙混过关,那么所有案件现场产生的足迹,作案人都可在作案后故布疑阵或找歪歪理由强行无理的说成是别人穿过他的鞋作案而欺骗蒙混过去。
    (十四)认定发案原因也是栽赃。
    1、发案原因表明特别手段,与其它盗案相比,具有唯一性排他性
    曾庆伟为福建办内部职工。福建办有关特征显示,曾庆伟有‘费用报销中,使用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的嫌疑。福建办发生的涉密电脑等多起盗案,加上福建办过去巳发生过的多起怪事,较大的算来巳有十多起(见附4资料)。其特点是:
    或操作人明显是曾庆伟所为且具有故意嫌疑,或操作人不明显但曾庆伟的嫌疑最大。分析多次怪事,基本上是围绕‘费用报销中,使用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这根链条展开的。
    曾庆伟为了方便操作‘套现’,一直想安插自己亲信兼出纳。但如果直接安插,容易让别人产生怀疑,弄得不好‘套现’手法还会暴露。于是他分了两步走:
    第一步,让其他人员来形成福建办临时工兼出纳的事实。第二步,在其他人员形成临时工兼出纳格局基础上,将其他人员请的临时工换为自己的亲信则可。这样操作,既容易过渡,又让人们认为临时工兼出纳的格局是其他人员形成的,达到顺利操作并较好掩饰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手法的目的。于是,在陈勇任福建办主任期间,曾庆伟便设法让办事处混乱,严重之时职工与陈勇大打出手,其阵势惊动过厦门市嘉莲派出所和重庆厦门两地政府办公厅。这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曾庆伟便于套现的同时,也迫使陈勇不敢信任正式职工。加之曾庆伟的诱导影响,陈勇便从重庆找了自己好友关系的万豫军来福建办作临时工开车并兼出纳。如此,临时工兼出纳的格局便在陈勇手上形成。计划的第一步完成后,第二步活动又开始了。但活动要做得天衣无缝,如果在万豫军来福建办时间不长便设法更换,这样过于急促容易暴露大事,另一方面其间也要操作‘套现’,因此,在陈勇任福建办主任期间,曾庆伟对万豫军特别友好。陈勇调离福建办后,万豫军感觉福建办很良好仍呆在这儿。曾庆伟便想方设法,如以自己也想离开福建办,甚至还在重庆找了个单位(重庆修志办)专程往返看了一趟,然后以所看单位(重庆修志办)不理想又暂时留下来。这样做作虚恍一下,表现出‘陈勇在福建办时得罪了人,现在陈勇走了,我也要离开福建办了,以后福建办没人关照你了’,等等方式,让万豫军离开了福建办。也许是天意,他的第二步计划被新来福建办的主任王国庆打了岔。那就是,王国庆有工作经验,一到厦门就拜码头,请当地管理福建办的厦门经发局吃饭。吃饭的过程中,王国庆说经发局是政府机关,介绍人放心,请经发局推荐一个素质好的驾驭员。于是,经发局就介绍了赵海伟来福建办。如此,一时间打乱了曾庆伟准备换为自己亲信的第二步计划。
    以后,临时工赵海伟与曾庆伟便一道从事办公室事务。由于‘套现’利益的需要,曾庆伟始终没放弃第二步计划。他采取多种方式多次排挤赵海伟。其中,就有多次故意贻误工作,以此向领导埋怨赵海伟,暗示赵海伟配合不得力,妄图逼办事处主任允许他另换人。以后,曾庆伟与赵海伟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之时,其差点动干戈之势惊动过整个福建办甚至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因此,以后尽管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手法已被发现,出纳也由正式职工兼管,但曾庆伟与赵海伟在摩擦中也结下了较深隔阂仇恨。2009年7月底赵海伟虽被辞退(与其它联络处人员数相比,福建办虽缩小为联络处但有近二十个房间的招待所特别事务,辞退赵海伟是不恰当的,分析与曾庆伟诱导领导决策错误有关),由于福建办有招待所近二十个房间管理的硬性事务及多个职工希望并建议继续将赵海伟留下等因素,因此,赵海伟回聘机会很大,于是曾庆伟在当年8月初就操作涉密电脑等多起盗案,以此栽赃达到强制断绝赵海伟可能再回办事处的机会。因此,福建办盗案,相当于排挤同科室临时工赵海伟的继续,是过去特别活动的延续。这是主要目的。
    2、必须摒弃常规思维偏见,理解明白福建办盗案是一种特别手段,不是常规小偷小摸概念
    对有的人来说:
    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使用。可以是上档次谋略,也可以是下三滥手法。如果偷盗手段能达到特定特别目的,当然可以选择。因此,作为特别手段,有一定档次职务的人也会小偷小摸。
    其实,在机关,玩栽赃陷害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经分析,福建办盗案并不是要偷盗什么真实的东西,所盗之物也不在于有什么价值。而是以‘偷盗’的物品作为特别手段,达到特定特别目的。这种偷盗,作案人不在于职务级别,也许收入也不错,甚至是临时负责人。通过偷盗手段栽赃,让受害者背上盗贼罪名,实现排除异己的特别目的。
    其实,利用偷盗栽赃的事例很多,如:
    《水浒传》小说中的武松,《连城诀》小说中的狄云,他们都是被人偷得珠宝作为手段栽赃陷害的。分析此类案件,还不能用常规思维,如:
    武则天杀害自己亲生女作为特别手段栽赃陷害皇后。
    有人可能认为:
    曾庆伟当时是临时负责人,他就没想到作案后会影响自己前途吗?这,只能是事后人们怀疑发现了曾庆伟,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曾庆伟平时认为自己很聪明,习惯于玩小动作认为没人发现,盗窃涉密电脑,也会报以自信与侥幸心理,认为不会暴露。事实上,发案后,如果不是冉福生为澄清自己涉嫌,逼迫自己思考,也不会想到曾庆伟。很多案件说明,作案人事前经过筹划,认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没想到作案后才出了意外。因此,人们的这些认识想法,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社会都按人们认识的这样发展,如果作案人经过精心策划还认为会暴露,这世界便不会有精心策划的案件发生了。
    因此,如果不从特别手段上考虑,而仅从一般偷盗上考虑福建办盗案,容易被曾庆伟的外衣蒙蔽欺骗。
    (十五)栽赃目的达到,赃物失去意义便会处理‘蒸发’消失。犯罪特点确定证据标准,因此,结案不需找到被盗涉密电脑。
    特别说明:
    一方面,本案是监守自盗,根据犯罪特点确定证据标准原则,其证据不可能外界寻找,只能内盗中把握。另一方面,本案是栽赃,根据犯罪特征确定证据标准原理,其证据标准也应从栽赃思路、栽赃手法及栽赃过程上考虑。因此,取证上与一般盗窃有一些差别。根据犯罪特点确定证据标准的原则,栽赃盗窃的结案:
    不需找到赃物涉密电脑。
    一般盗案捉贼需捉赃,但栽赃盗案较特殊。盗窃人将栽赃的赃物作为特别工具,达到栽赃目的后就可放弃。还有,操作福建办涉密电脑的作案人很清楚,思明区公安局立了案,流转中也有风险。这样,福建办盗案,作案人不需让被盗电脑这类赃物保存或参与流通,以后就将被盗电脑刻意销毁处理‘蒸发’了。对这类赃物,以后人们是无法找到的。
    再说,涉密电脑是通用产品,其外观与一般电脑没有区别,就算被盗涉密电脑没销毁‘蒸发’,不管放在哪儿或流通,也是几乎不容易识别认定找到的。
    因此,根据犯罪特征确定证据标准原理,福建办盗案的结案,可不须找到具有栽赃性质的被盗涉密电脑。好在公安以涉密性质立案,用了最先进仪器设备,早巳在现场全方位地毯似提取了所有痕迹信息。
    这类案件,如同某小偷在某个房间盗窃了群众币(或某种食品)一样。小偷将群众币用了(或某种食品吃了),则所盗群众币(或某种食品)是无法找到的。
    (十六)形成盗窃链条,盗案可破可结。(1)现场只遗留有曾庆伟多个多窜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2)鉴定结论是:
    ‘现场鞋印足迹是曾庆伟本人行走踩踏遗留(真相本质)’,此结论有多个证据印证。(3)‘遗留鞋印足迹’形成‘盗窃转移过程(真相)’,此结果也有多个认定证据印证。(4)排尽所有合理怀疑后仍指向曾庆伟。(5)还有指纹DNA等。(6)如果第四起盗窃现场也有重大涉人鞋印足迹指纹DNA等信息,则更说明曾庆伟操作了几起盗窃。
    (十七)‘两案并破’更定案。办公室涉密电脑与招待所402房的两起盗窃,都出过警都提取了现场证据,多证据证明有关联,具有实质性突破的‘两案并破’。可更定案。
    所述‘证据链条’,回答了案件时间、地点、人物、盗窃过程、原因、结果和异常现象等整个盗案问题。
       
    附6  作案人会操作敢操作福建办盗案,盗窃等多件怪事几乎都是围绕‘财务漏洞’(大金额前不封头)方便捞钱而发生
    
    
    福建办盗窃等怪事多!曾庆伟涉嫌较大。
    一、盗窃等多件怪事几乎都是围绕‘财务漏洞’(大金额前不封头)方便捞钱而发生
    1、具有涉嫌利用领导不懂或疏忽财务常识,采取单据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增加金额多报费用的套现嫌疑。如此,办事处诸多怪事包括盗窃都是围绕‘财务漏洞捞钱’而发生。
    当时的福建办每年都有上佰万元财政拨款,面工资福利等刚性支出才30多万元,当时上班的职工看到福建办没产生较大较大的其它费用,内部费用也管得紧(连协作处多年长话也是被停了的),发现缺口太大太大。另一方面,曾庆伟具有利用权力,在单据审核上,只审核别人,而他自己经手大量单据却没任何人审核,加之一支笔领导对财务常识不懂等等,多种因素多种迹象中,发现曾庆伟具有利用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的迹象。此种手法是在报账过程中,先有意在单据的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待不太懂甚至可以说不懂或疏忽财务常识的领导签完字,下来后在没封头的地方添加一定数据,以此增大金额,然后再在更前面一个位置封头。由于此种手法是在先封头与后封头上做手足,只是一个时间差,单据上都是真实完好的领导签字笔迹,即使抓现,套现人也可借巳有领导真实签名而咬定领导,以此转嫁为领导所为或领导授意所为。
    07年4月至当年年底,长达半年以上时间,曾庆伟运用政治手段,让领导同意外聘会计来单位做账。然后在当年4月至当年年底多个月,长达半年以上时间,对外聘会计交来的凭证账表,不过问和不验收,到年底财政催收年终报表时,匆忙催促会计赶制份年终报表交财政局了事。曾庆伟贻误工作不但无所谓的,接着设法将这个会计解聘,重新聘请一个会计。但08年曾庆伟以上年账表还未弄清为由(上年是否做好只有作弊人清楚),说服阻止新聘任会计做帐。等待曾庆伟核清上年单据,才将上年所有单据拿出来,让新会计从上年开始,逐月补做07年4-12月与08年当年1-6月‘一年多’的账务。事实上,就行政账务分析,上年年终无日常往来账款,第二年,新聘会计完全可以这样操作:
    以上年年终‘银行存款对帐单余额’数据为‘银行存款年初数’,以上年底剩余现金全存银行归零数据的‘零’为‘现金年初数’,将上年固定资产数据如实接转,则可接手连续做账。以后,即使核出上年账务有误可在下年账务调整处理。再说,向上级财政报送的上年年报表,其巳报数据,事隔多月后也是不能更改的,下半年发现上半年账上有误,也只能在下半年的账务上作调整处理。如按曾庆伟所操纵的作法,如果多年弄不清上半年账务,那不是要停止多少年做账?
    此种行为,是曾庆伟有意让单位经过‘近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不做账,如此可慢慢的操作这样的事:
    曾庆伟涉嫌通过政治手段,让单位少开展业务,如此少开支经费,一时账上积累较多资金。为了不让较多资金体现在需要统计报表上或账面上,需要及时消化。于是,曾庆伟涉嫌套现的,短期采取了‘模仿领导笔迹签字’,报销冲账的单据较多。以后阻止会计多月甚至长达‘近一年’的时间不做账,利用‘兼管会计凭证’的方便,‘以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手法,通过多次操作,慢慢套下形成领导真实签字笔迹’的单据。如此拖延时间,可达到慢慢的‘用领导真实签名的单据’,替换前些时间‘急时模仿领导签字消化资金的单据’。这样之后,可形成‘没有模仿领导签字’的效果,防止了将来真要认真审核单据,查出模仿领导笔迹套现的纰漏。
    此例说明公款弊端:
    一是作弊人可胆敢妄为。二是公款人们少于关心,只要自己那份工资福利没少。三是人们也较累,精力几乎用于常规工作。四是几乎人们都善良与稳重,找份公差不容易,相信职员不会乱来,更不会胆敢妄为。五是人们没有相关财务知识,即使感觉反常,也不会产生疑问乱想,更不愿意得罪人。
    分析逐年连续发生的不正常事件,具有故意性质:
    当时,未发现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问题。曾庆伟分管办公室,操作大写不封头金额套现,如果使用他自己请的临时工(大家也不知的亲戚更好)来办事处兼出纳,对于操作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是非常必要也很为顺手的。因此,有意造成办公室问题,以此表明赵海伟这个临时工不能配合他的工作,向领导‘逼宫’。领导从工作任务上考虑,一般会很自然的妥协,让曾庆伟自己找临时工。这样,曾庆伟可将临时工赵海伟换为他自己的人。同样,有意让财会账务特别是单据混乱,从财会报表上看不清一些费用具体是那个月发生的,有利于掩饰操作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幸好及早的发现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的手法,感谢天意!否则还不知会出现多少怪现象,贻务多少工作,导致多少怪事件发生。
    发现此种套现时的福建办主任是王国庆,由于王国庆是个‘心太软’的人,更难抓现。因此,只好善意提醒王国庆这个领导签字时注意这种漏洞了结此事。但出于社会责任,本人向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汇报过这件事情,并于2007年(福建办三盗案发生时间是2009年),在网上向有关部门发表过此种漏洞文章(网上输入《重视报销单据被人利用作弊套现之手法》,就可发现2007年多个网站转发过)。在此,仍要感谢天意,让此种漏洞暴光于天下。
    2、具有涉嫌悄悄篡改合同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不让人承包招待所,一年可少让承包人拿去十多万元,收入财务账内,如此,通过‘财务漏洞’可捞更多钱。
    林柄煌,2004年承包过福建办招待所,当时的福建办事处主任是陈勇。陈勇按大家想法与林柄煌谈好承包招待所事宜,并商定了具体承包内容。待双方最后看完合同具体条款,认为不需再修改,可马上签约后,陈勇随即安排曾庆伟将所定合同复印两份,以便签字。曾庆伟跑进自己办公室复印巳认定的合同,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采及‘掉包’方式,将双方所定合同的关键内容偷换为文字有差异的另一份合同,然后拿来让陈勇与林炳煌签字。陈勇与林柄煌当时签字时没在意,事后才发现个别涉密条款被偷换。在以后的承包过程中,曾庆伟又有意刁难林炳煌,迫使林炳煌放弃招待所的承包。其间,很多事让林柄煌准备采取武力解决问题,但被当时的办事处主任陈勇劝阻制止了。偷换合同个别涉密条款及有意刁难,可达到阻止林炳煌承包。没有外面的人承包,很自然的是内部人员管理。这样,招待所一部份收入便不会流到外面,达到让招待所更多收入进入办事处账上,便于大写不封头手法套取更多的现金进入私人腰包。(林柄煌,福建泉州人,常驻厦门,电话:
    13906******。陈勇:
    现任重庆市技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3、一件也可能是玩钥匙制造的大动作.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多出外开支更多费用,一年可节省几十万在财务账内。这样,通过‘财务漏洞’可捞更多钱。
    陈勇主任在福建办主持工作期间,蒋洪明协作处长在位时,陈勇将协作处的有线长途电话关掉,改为使用50元长话卡。接着,另一个干部蕙惠继任协作处长后,陈勇不但取销有线长途电话,连50元的长话卡也被取销。想想,单独处室房间的协作处没有长话,协作处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招商引资?每届协作处长任期多年,二届协作处长二个多年被停长途电话,公事公办,福建办如何招商。现在分析,陈勇当时也是快到50岁数阅历的人,其领导智商不应该低到这种程度,一定有某种‘不得不停止’的因素直接影响。福建办发生的盗案,曾庆伟有重大嫌疑。分析是他利用保管的办公区域所有房间钥匙,临时将被盗窃电脑转移到其它房间,形成盗案。那么,当年他是否利用办公区域房间的这些钥匙,悄悄的溜进过协作处房间,有意把协作处的长话打多,让电信单子的长话费增高。如此,让陈勇主任看到费用较高的电信单子,再听他乱说一些‘协作处莫须有但又无法说清楚的多打长话理由’等负面言语。这样,陈勇主任不得不同意长期关停协作处座机长话。这样,陈勇自然会控制协作处的长活。总之,很多类似的怪事让协作处与陈勇‘鹬蚌相争’产生矛盾,无法做事,自然少开支甚至不开支费用,留下大量资金在账上,让曾庆伟悄悄的用大写金额前不封头手法套取出来。(蒋洪民现退休)
    陈勇与协作处矛盾激化的时间,双方大打出手,惊动重庆厦门两个办公厅与当地公安机关。幸好没有造成血案。可见识人防范小人多么涉密啊!
    4、几佰上仟户人的较新小区,唯独福建办曾令淑主任的周转房内出现‘蛇’。涉嫌利用栽赃手段,让曾令淑主任呼吁上面,调开感觉财务有问题的将洪明。如此,可较安全的操作‘财务漏洞’捞钱。
    福建办王国庆主任之前是陈勇主任,陈勇主任之前是曾令淑主任。在曾令淑任福建办主任期间,她住的周转房内出现过蛇的恐怖事。福建办当时的周转房只有四套,都在厦门禹州花园小区内的一幢楼内,通过一个单元门口进去。其中,一楼两套(所述一楼下面还有一层与地面平行的楼房),必经一楼公用过道转弯上去的四楼两套。当时,蒋洪明与曾令淑分别住在一楼共壁的左右两套周转房,曾庆伟与胡亚分别住在四楼共壁的左右周转房。此期间,曾令淑与蒋洪明有些矛盾,蛇在曾令淑周转房内出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是蒋洪明所为。由于蒋洪明习惯于观察分析问题,且一但发现问题,不但思索跟踪,还又容易及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反映。蛇出现在房内是危险事,如果曾令淑借此向办公厅等部门呼吁将蒋洪明调出福建办,这对于操作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的曾庆伟来讲,肯定是很希望且高兴的事。既然蒋洪明与曾令淑住在一楼共壁周转房,过道是公用且没有任何封闭屏障,两个周转房的厨房窗户都在同一条人行过道,且两个厨房窗户是在共壁的相邻位置,通过其中一个周转房的窗栏伸出手,可摸到另一个周转房的窗栏。如果是蒋洪明所为,则蒋洪明将蛇从曾令淑房间过道的窗户或门口放入曾令淑房间后,这条蛇不但会在曾令淑房间内爬行,而且短时间内不会死,还有可能从曾令淑房间的厨房窗户爬出来,再弯一下身段从蒋洪民周转房的厨房窗户钻进蒋洪民房间去,或顺着过道从蒋洪民周转房门口钻进去蒋洪明房间去。蒋洪明周转房当时不但住着蒋洪明本人,而且还住着他可爱儿子与漂亮妻子。蒋洪明当时四十多岁数,如果他要作这样的事,较长时间的危险,其后果可能伤到家人的这种危险道理他是能认识到的。所以,从人命关天的厉害上分析,蒋洪明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傻事。而住在四楼的曾庆伟与胡亚上下楼都必经一楼公用过道,因此,若是人为,曾庆伟与胡亚也是涉嫌人员。这条蛇经曾令淑报案后,由小区保安找相关人员非常小心的处理,才避免了危险。禹州花园是较新小区,不是旧平房或老街,整个小区连同相邻的其它几小区,是几仟户人口,唯独相当于二楼的曾令淑主任周转房出现蛇(所述一楼下面还有一层与地面平行的楼房)(福建办怪事多!)。什么原因,至今还是个迷。如果是曾庆伟所为,曾令淑也性曾。如此,曾庆伟具有为了利用大写金额不封头顺利套现,为了防止蒋洪民发现,不但不顾及其他人生命,连是同姓‘曾’家族人员的生命危险也不顾及了。但细想也可理解:
    当时没发现的大写不封头套现利润比贩卖白粉利润还高。贩卖白粉的人可冒杀头风险,大写不封头套现比贩卖白粉利润还高,如此搞死个吧人也无所谓。
    幸好没造成‘蛇的伤害’,否则会闹出人命!
    发生此事时,冉福生还在重庆市政府驻云南办,以后胡亚与冉福生对调,冉福生才到福建办。蛇出现事,市政府办公厅白冰当时也在福建办兼办公室主任。
    多个事实说明,曾庆伟具有胆大妄为习性。
         5、福建办发生涉密电脑等四起盗窃,多证据显示是栽赃。通过栽赃,排除王国庆主任通过厦门经发局介绍的临时工赵海伟,以便安插自己亲戚或亲信当出纳(已经弄成临时工当出纳格局)。如此,更方便利用‘财务漏洞捞钱’(大金额前不封头手法)。
    曾庆伟为了方便操作‘套现’,一直想安插自己亲信兼出纳。但如果直接安插,容易让别人产生怀疑,弄得不好‘套现’手法还会暴露。于是他分了两步走:
    第一步,让其他人员来形成福建办临时工兼出纳的事实。第二步,在其他人员形成临时工兼出纳格局基础上,将其他人员请的临时工换为自己的亲信则可。这样操作,既容易过渡,又让人们认为临时工兼出纳的格局是其他人员形成的,达到顺利操作并较好掩饰大写金额前不封头套现手法的目的。于是,在陈勇任福建办主任期间,曾庆伟便设法让办事处混乱,严重之时职工与陈勇大打出手,其阵势惊动过厦门市嘉莲派出所和重庆厦门两地政府办公厅。这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曾庆伟便于套现的同时,也迫使陈勇不敢信任正式职工。加之曾庆伟的诱导影响,陈勇便从重庆找了自己好友关系的万豫军来福建办作临时工开车并兼出纳。如此,临时工兼出纳的格局便在陈勇手上形成。计划的第一步完成后,第二步活动又开始了。但活动要做得天衣无缝,如果在万豫军来福建办时间不长便设法更换,这样过于急促容易暴露大事,另一方面其间也要操作‘套现’,因此,在陈勇任福建办主任期间,曾庆伟对万豫军特别友好。陈勇调离福建办后,万豫军感觉福建办很良好仍呆在这儿。曾庆伟便想方设法,如以自己也想离开福建办,甚至还在重庆找了个单位(重庆修志办)专程往返看了一趟,然后以所看单位(重庆修志办)不理想又暂时留下来。这样做作虚恍一下,表现出‘陈勇在福建办时得罪了人,现在陈勇走了,我也要离开福建办了,以后福建办没人关照你了’,等等方式,让万豫军离开了福建办。也许是天意,他的第二步计划被新来福建办的主任王国庆打了岔。那就是,王国庆有工作经验,一到厦门就拜码头,请当地管理福建办的厦门经发局吃饭。吃饭的过程中,王国庆说经发局是政府机关,介绍人放心,请经发局推荐一个素质好的驾驭员。于是,经发局就介绍了赵海伟来福建办。如此,一时间打乱了曾庆伟准备换为自己亲信的第二步计划。
    以后,临时工赵海伟与曾庆伟便一道从事办公室事务。由于‘套现’利益的需要,曾庆伟始终没放弃第二步计划。他采取多种方式多次排挤赵海伟。其中,就有多次故意贻误工作,以此向领导埋怨赵海伟,暗示赵海伟配合不得力,妄图逼办事处主任允许他另换人。以后,曾庆伟与赵海伟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之时,其差点动干戈之势惊动过整个福建办甚至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因此,以后尽管大写金额不封头套现手法已被发现,出纳也由正式职工兼管,但曾庆伟与赵海伟在摩擦中也结下了较深隔阂仇恨。2009年7月底赵海伟虽被辞退(与其它联络处人员数相比,福建办虽缩小为联络处但有近二十个房间的招待所特别事务,辞退赵海伟是不恰当的,分析与曾庆伟诱导领导决策错误有关),由于福建办有招待所近二十个房间管理的硬性事务及多个职工希望并建议继续将赵海伟留下等因素,因此,赵海伟回聘机会很大,于是曾庆伟在当年8月初就操作涉密电脑等多起盗案,以此栽赃达到强制断绝赵海伟可能再回办事处的机会。因此,福建办盗案,相当于排挤同科室临时工赵海伟的继续,是过去特别活动的延续。这是主要目的。
    特别说明,栽赃陷害,政府机关是最忌讳的。一不小心,会产生冤枉错案。中国历史,‘栽赃陷害’玩政治,非常残忍,很多人因此而成了‘冤鬼’。
    其实,以上所述‘为了钱财,玩出一些害人害事,甚至致命的事,细想一下,也是可理解的’。
    6、经常套现,熟练了,可轻松找理由套现
    叶霖园回办公厅后,曾庆伟临时负责联络处工作。叶霖园回去的当年,一辆小车已经支付了保险年检过路过桥燃油等所有正常费用,也没有出过车祸,其‘纯维修费’,除平时的现金支付外,曾庆伟经手一次便转账报销达3万多。此事咨询过某个较大车队的队长,明确表态不正常!
    7、阻止正式职工兼职财务
    2008年,福建办职工提出,福建办财务简单,会计可由内部正式职工兼职。其中,冉福生不但在市财办(商委)做过预算会计,而且在云南办事处也分别兼过预算会计与出纳。但曾庆伟以职工没有‘现行会计上岗证’为由阻止。于是,办事处主任王国庆要求,涉及会计出纳的内部职工,都去参加合法的会计上岗资格培训,获取现行会计上岗证。对于王国庆的合理安排,曾庆伟找不到理由阻挡,只好无可奈何的同意,但确提出由办公室统一对培训学校办理报名学习与考试等事宜。这样,曾庆伟联系了一家平时自学到时考试的会计培训学校。可是,等内部职员(其中有冉福生、曾庆伟)费力的学习好,到考试时间准备应试时,曾庆伟确说,考试忘记了提前统一报名,导致学习的职员无法考试。按安排,曾庆伟本人也要考试,怎么会忘记,可见他的行为具有故意不报名的嫌疑。很多事他都具有‘早有预谋,霸道狡诈,有心营造,让人无法防备’。如此,形成福建办内部职工无法兼任办事处财务事宜的格局,而曾庆伟确可以运用办公室主任的权力,任意操纵财务。以后,曾庆伟不兼任会计了,但可运用办公室权力管理财务。
    二、拍卖巨额国有资产过程中,具有企图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迹象
    2011年下半年,重庆市政府机关事务局按评估价2048万元请福建联络处配合转让福建办1800平米国有房产。国有资产处理是敏感事,几千万的数字金额,对福建办来说,也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理应由当时主管福建办全面工作的叶霖园主任负责配合。然,曾庆伟找种种理由,说服广东办领导让他曾庆伟来负责配合。广东办领导如同‘不明福建办当时有几十个房间招待所实际情况放掉管理招待所兼驾驶员赵海伟临时工’一样,便将配合任务交给了曾庆伟。于是挂牌拍卖的单位便留下曾庆伟联系电话,一有客人看房便直接通知曾庆伟。而曾庆伟在配合过程中,以负面言语等行为,千方百计阻止拖延客商,企图让挂职三年的叶霖园主任在2012年底离开福建办回办公厅后,无所顾及从中操纵的嫌疑。叶霖园来福建办时间不长,一方面信任职员,另一方面性格不细腻,也没引起警觉。这期间,间隔几个月网上公开挂一次牌,每次挂牌时间至少一星期以上,其挂牌次数达到三次,价格由2048万元的评估价,降到较低的1638万元。尽管有多个看房来客,但在曾庆伟的‘负面’劝说下,结果是没一个人报名。2012年底叶霖园主任挂职期满前足刚离开福建办,广东办领导便后足专程到厦门来说服冉福生调整到深圳,即离开福建联络处(曾庆伟善于借刀害人害事的诱导,分析广东办领导行为也是曾庆伟以工作难开展等理由为诱导将冉福生调走)。这样,福建联络处便只有曾庆伟一个人,更可无所顾及从中操纵。冉福生看到前些时间的拍卖过程不正常,焦虑担忧转让房产转卖会出差错,有必要监督,便不顺从张顺良安排。其间,张顺良拟以行政命令,为此,两人差点打起来,幸得傍边职员劝阻。然后及时的向重庆市机关事务局等有关部门汇报了转让问题。重庆市机关事务局英明果断,在2013年上半年,撇开福建办联络处配合,亲自操作,仅一次性网上公开挂牌,便以2110万元的较高价格成功转让,保全并增值了国有资产。2110万元成功转让价格与降至1638万元没人报名的价格,相差472万元,好大的空间!!
    在此,再次感谢机关事务局!
    
    
    
    
    
    
    
    
    
    类型 业务咨询 办理状态 处理完毕
    办理结果
    回复时间 2020-02-05 15:36:33
    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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